多年来，凯德置地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体内，作为一家在中国不断壮大的外资房地产公司，凯德置地的成功不仅来源于对这一市场的精耕细作，也来源于团队及领军者对本地市场的谙熟。
凯德置地总裁廖茸桐既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也对中国市场了然于胸。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控的新形势下，廖茸桐表示对中国市场仍保持足够的信心，希望能够利用自身优势抓住机遇。
“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平衡风险。凯德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没有变。”廖茸桐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记者：自2010年开始，中国施行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而市场对该调控的说法不一，作为凯德置地的领军人物，你如何解读当前的调控政策？
廖茸桐：我们应该理解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其实我们也一直强调政府应该有一些措施，不能让房价上涨过快，应该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
但市场上对调控的手段是否合适、办法会不会有效有一些争论，这只能说是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当前的调控政策还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好处的，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
记者：基于凯德全球化的视野和领军者的洞察力，你如何判断未来两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廖茸桐：除非中国政府对房地产政策有比较大的调整，否则仍会维持目前的现状。我想这一两年不会有大的变化，但长期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会持续发展，我们仍对这一市场保持足够的信心。
记者：当前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否影响到了凯德在中国的发展？凯德的长期发展战略是否保持不变？
廖茸桐：凯德的抗风险能力较强，这体现在资产组合、现金流管理、融资渠道等方面。
我们在资产组合方面已经考虑到了市场的风险，目前在中国的住宅资产的比重只占嘉德置地集团整体资产比重的13%，而且其他业务板块也没有占到很大的比重，应该说这一资产组合比较合理。当然，住宅占比也不能过小，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否则团队和营销等都会受到影响。
凯德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没有变，但在新形势下，我们在思考到底扩张的速度要多快。目前凯德中国占集团总资产的38%，我们说过要增加到45%，但到底要用多长时间来实现，要取决于市场的走势和变化。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平衡风险。如果市场好转，我们会加快步伐。
记者：万科总裁郁亮表示中国的房地产业已进入下半场，意指行业已发生深刻变革，在这样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期，凯德得以持续发展的优势在哪里？
廖茸桐：凯德有几个优势，第一是负债率比较低，我们有较为充裕的资金去进行投资；第二是管理的资产比较全面，资产链条比较完整，从商业、写字楼、服务公寓、城市综合体到住宅、金融产品；第三是这几年在中国的业绩和资产的口碑比较好，很多地产商愿意与我们合作。
记者：外界一致认为凯德最大的优势在于房地产金融，有一整条完整链条和渠道，那么资金是不是凯德最大的优势？
廖茸桐：我想凯德不是唯一的一家资金宽裕的公司，如果投资者只看重资金，那他可选择的公司很多。实际上，投资者更看中凯德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这方面我们最有优势。
如果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再去考虑资金问题或者融资渠道，这个时候市场就会很小，因为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非在最高点。另外，即便能募集到资金，资金成本也会比较高，募集量也会比较小，所以不能等到需要钱的时候再去敲门。
记者：结合新形势的变化，凯德是否会在业务形态及地域布局两个维度进行适当的策略上的调整？
廖茸桐：以前凯德做住宅就没有太多考虑商业的开发，到2008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成立了凯德中国委员会，希望各个板块可以加强合作，这也是符合现在地方政府推地的要求。
凯德置地以来福士为品牌的城市综合体业务正在加快拓展，北京和上海的来福士已经开业，成都和宁波的来福士会在第三季度开业。到2015年，另外3个来福士也将竣工营业。
在地域方面，我们会在目前已进入的城市进行深耕。我们不会因为房地产调控而对区域市场的判断发生变化，但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城市，我们会有不同的考虑，会结合每个城市具体的情况来判断适合做什么样的产品。
比如在珠三角的佛山，就不一定适合做综合体，因为佛山的消费潜力毕竟有限，但在广州则较为适合。同样，在天津不一定合适做综合体，但在北京则很合适。
记者：我们看到，凯德正在加快西南区域的布局，近期，凯德置地联手淡马锡、凯德商用斥巨资在重庆拿了一幅土地，与兄弟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合作的意义在哪里？
廖茸桐：实际上，凯德与淡马锡的合作已不是第一次，我们在上海的某些住宅项目和上海来福士就已经与淡马锡合作了。与淡马锡、GIC或是其他投资者的合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能够对我们形成资金上的支持。
未来，兄弟公司之间的合作可能会越来越多，但不局限于拓展方面。实际上，凯德中国委员会最主要的职能有四个方面：第一，统一的品牌推广；第二，统一的对外融资；第三，统一的政府关系处理；第四，打通人事调配和人才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