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秋林洋行”，翻开中国百货第一页；百年后，百货店作为一种成熟的业态在中国遍地开花。这期间，中国百货业的乐章虽然起伏跌宕，但亦精彩纷呈。
第一幕：百货业的滥觞
出场人物
马应彪、郭乐、郭琳爽
夫妻店对决兄弟兵（1917年）
1917年10月20日清晨，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了上海南京路上，这是当时远东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从车里钻了出来，今天是他投资创建的公司——先施百货开业的日子，他知道，今天注定会创造一段历史。
先施公司的开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争相观摩这个集屋顶戏院、东亚旅馆和豪华餐厅于一体的洋商店。南京路一时间人山人海，甚至有人流连其中，数日不归。马应彪的贤内助、元配夫人霍庆棠也前来助阵，当起了营业员。在那个保守年代，剪着短发的霍庆棠自然成了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开业第二年，先施公司的营业额就达到了439万元，整整是投资额的两倍。但马应彪没有时间庆祝，因为他的对手已经来了。广东人郭乐、郭泉兄弟在香港创建永安百货后，便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南京路。
永安的开业深深刺激了先施公司的董事们，他们一致认为不能让对方在高度上超过自己，便把5层楼改为6层；永安也不甘示弱，在自己的楼顶上加盖“绮云阁”，与先施平起平坐；先施咽不下这口气，又硬是在自己的楼顶上加了一个3层的“摩星楼”。
员工有了新身份（1956年）
几十年后，永安百货后来者居上，取代先施百货成为上海第一大百货公司。而此时，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永安百货创始人郭乐也把公司总经理的位子传给了侄子郭琳爽，自己则回香港当寓公去了。1952年，我国逐步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一些传统的老百货企业，将面临“公私合营”的改造，上海的永安百货也不例外。
第二幕：国家导向经营
出场人物
彭城、张秉贵、毛冬声、胡子敬
“新中国第一楼”平地起（1955年）
解放后，我国百废待兴。北京市商务局局长彭城一直盘算着建一座地标性的国营商场。
1952年8月26日，中贸部（后为中商部）正式批准修建百货大楼的建筑计划，并同意承担全部商场部分建设投资。从此，王府井(25.93,-0.16,-0.61%)百货大楼的建设便提上了议程。
几经波折后，1955年9月25日，百货大楼终于平地而起。作为“新中国第一楼”，百货大楼的开业赢得各级领导的重视：国家商务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商业局等有关领导前来参加。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剪彩开幕。开业当天，顾客流量多达16.4万人次，货场拥挤不堪，日销售额30.9万元。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开业拉开了建国后北京商业的序曲。中国百货业进入国营时代。
张秉贵的“一团火”（1955年）
如果说王府井百货大楼是新中国地标性的商业建筑，那么其营业员张秉贵则是这一时代百货从业人员的精神象征。除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本领之外，张秉贵还有“一团火”的精神，他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要胸中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从张秉贵这句名言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百货业的特征：三尺柜台阻隔了顾客和销售员之间的感情交流。当时，中国的百货企业不仅仅负责商品流通，作为窗口单位，还担负着政府形象的责任。因此，张秉贵就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商业人才。
毛冬声贷款“惹麻烦”（1982年）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二十世纪80年代末，中国百货店兴起改造之风。而这股风气，则是由一个叫毛冬声的人带起的。
1982年，毛冬声出任武汉商场总经理。当时商场营业面积7400平方米，年销售额1亿元，是全国最大的商场。但毛冬声认为商场面积太小，装修太破烂，提出要重新改造武汉商场。由于没有取得市政府的支持，毛冬声自己想办法贷款。改建后的商场，不但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还引进了咖啡厅、游乐厅和验光配镜等跟传统百货毫不沾边的服务。改造后的武商开业第一年，销售突破了两亿元。1986年商业部组织全国150家大中型商业企业在武汉商场召开现场交流会，引发了全国大型商场一片扩建装修的热潮。毛冬声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融资，反映出当时国营商业已经有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