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地王，三个男人，一段恩怨。
上海市黄浦区小东门街道574及578街坊地块，即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8-1地块，占地面积约为45471.9平方米。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昂贵政府出让地皮，也是块是非不断的风水宝地。
2010年2月1日，上海证大以92.2亿元拍走这块地王。
“在招标一开始就存在私下交易筹码，现如今对簿公堂对各方来说都是下下策。”上海地产界资深业内人士袁旭（化名）告诉记者。
5月31日，复星国际公告称，为保障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收购上海外滩8-1地块所具有的优先认购权，已将转让股权所涉及的SOHO中国、绿城和证大三方告上法庭。
6月5日，上海证大、SOHO中国、绿城中国先后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接到法院因外滩地王收购案而发出的传票,要求公司于2012年8月2日9点出席法院聆讯。自此，外滩地王争夺战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勾地制度的魔咒
“与其说是蛇吞象，还不如说是赶鸭子上架。戴志康就是那只鸭子，赶鸭人可能就是复星系的掌门人郭广昌。”袁旭向记者这样描述。
今天的局面，和当初选择的 “勾地制度”有莫大关系。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网站公告显示，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8-1地块是上海土地预申请制度试验的第一幅大型地块。土地出让采取创新的先招（标）后拍（卖）模式，即所谓“上海版勾地制”。
勾地制度来自于香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楼市泡沫破裂，进而引发地价一泻千里，流拍频现。香港政府自此考虑在多家开发商之间进行询价，了解规划方案，然后再通过评分招标来选择合适的开发商。
记者从上海市规土局了解到，当初上海是这样设计制度的：按照“综合条件最佳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商务标和技术标总分为150分。其中，商务标90分（经济实力25分、开发业绩32分、运营能力33分），技术标60分（技术经济指标40分、规划方案20分），有效预申请人可加10分。根据出让文件显示，在分数占比较大的商务标中，投标人的银行存款、净资产、商办物业开发量、滨水商办物业开发经验等都将成为评分依据。
通过预申请后，进入外滩地王最终投标环节的总共四家企业，分别是中华企业联合体、复地联合体、新黄浦地产集团和上海证大置业有限公司。
袁旭告诉记者：“中华企业联合体和新黄浦集团有很深的政府背景，代表上海国有地产资本，而复星的复地联合体和上海证大出身民营企业，代表上海民营地产资本。”
中华企业联合体获得了全场最高的商务标得分75分。其余三家实际上甚至都没有达到进入竞买资格线的45分。根据文件要求，“如仅有1人达到或超过标底规定的标准线的，则在其他投标人中，再按综合得分确定排名顺序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于是，上海证大成了被“赶鸭子上架”的投标人。
“赶鸭子上架”的甜酸
投标书显示，上海证大当时银行存款为5.7270亿元，净资产为23.2961亿元。最终上海地王的成交价格达到92.2亿元。这意味着在不考虑资产能否变现的情况下，上海证大把公司所有身家扑到这一个项目，负债比例仍达75%。上海证大甚至无法利用公司资源来支付首付款46.1亿元。
“我开始觉得老戴有些意气用事了。说到底剩下最后两家对决，最重要的还是资金实力，而证大的资金实力比中华企业联合体差了一大截。”袁旭告诉记者，“后来想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戴志康和郭广昌有私下协议，戴志康先把项目拿下来，然后证大和复星共担资金和利益。”
经过十分激烈的16轮竞价，中华企业联合体终于觉得从财务上“算不过账来”，放弃了进一步向百亿元竞价冲刺，上海证大就以92.2亿元最终中标。
对戴志康而言，勾地制度或许在无意中使他成为“带头大哥”。
戴志康和郭广昌结盟了。2010年4月，上海证大公告宣布，上海证大与复地集团、杭州绿城置业及上海磐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上海海之门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方股权比例分别为50%、30%、10%和10%，分别向合资公司提供贷款10亿元、25.72亿元、8.58亿元和1.873亿元。
合同规定，竞标方必须在当年5月13日，缴付首付款46.1亿元。合资公司筹资金额完全是为了满足缴付首款的需要。在项目公司中，虽然上海证大拥有50%的股份，但提供贷款额仅为10亿元，复地集团虽然占有30%的股份，提供贷款却达25.72亿元，即便加上上海证大此前已经缴付的竞标保证金4.5亿元，上海证大和复地集团在资金权责关系上也没有理顺。
戴志康曾向外界坦言：“我们的难题是，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上海中心，所有成本加起来还不及我的地价。100亿元的土地价格，半天时间，100万元的利息就没了。我们最大的压力就是效率，必须以最快速度推进这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