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阿迪达斯苏州工厂机器轰鸣，车间的女工在流水线上忙碌，只是不知这热火朝天的工作景象还能继续多久。
自7月阿迪达斯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苏州工厂即将关闭的消息被证实后，有消息称国内多家为阿迪达斯生产运动装、T恤等10多年的代工厂最近陆续接到通知——今年10月～明年4月，将陆续解除代工协议，终止合作。
阿迪达斯公关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阿迪达斯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该工厂，有消息称日期定于10月31日。但对于整个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制造业务，阿迪达斯公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依旧是阿迪达斯一个重要的采购市场，阿迪达斯在中国与300多家代工厂仍然有合作关系，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区域市场。”
与阿迪达斯作出同样选择的外商不止一家。去年年底，法国达能酸奶上海工厂停产。2月，美国最大的电子零售商百思买宣布关闭国内9家门店。5月，日本电商乐天与百度(微博)合作的B2C乐酷天宣布关闭。6月，诺基亚(微博)宣布将关闭成都和上海两个地区的销售部并裁员。7月，阿迪达斯表示即将关闭在华唯一工厂。
这样的变化正在很多“中国制造”的高产区默默进行着。在深圳，有不少厂房立出了“出租”的招牌，职工宿舍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冒烟的厂房好像消失了，民工潮的景象看不见了。
商务部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自去年11月以来，只有5月同比出现0.05%的短暂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
北京大学国际MBA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杨壮也开始关注这种现象。他说，“外企到任何国家经营都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好处，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环境，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下降，跨国公司移出部分业务是正常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这些缩减在华制造业务的外商多为成本驱动型投资企业。阿迪达斯的海外经营模式正是标准的成本驱动型——早年生产基地设在欧洲，随后转战日本，接着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然后来到中国大陆，如今随着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有人猜测或将转至缅甸、柬埔寨等国。
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海纳早先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阿迪达斯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
阿迪达斯公关负责人却向记者着重声明，“关闭苏州工厂是因为它将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统一的采购架构，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降低复杂程度，并非迁移到任何其他地方。”
尽管阿迪达斯在中国并不承认关闭工厂是因为人力成本，可仅仅拿工资说事儿，难具有说服力。伴随着房价、生活用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上涨，几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属于“补偿性上涨”。野村证券对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显示，1994～2008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速20.8%，同期制造业工资年涨幅仅13.2%。
同时，中国也不再“来者不拒”，对待外资也越发挑剔。宁波保税区办公室主任陈贞新曾说过，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他们在规划发展的产业上也会有一些限制，在新项目上会进行选择，比较倾向于那些高技术、高竞争力的产业。
曾经，中国是这类外商投资的乐园，廉价的劳动力、优越的投资环境、潜在的大市场吸引成千上万的外资进入。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提供了优厚的政策优惠，包括税收优惠、选址优惠、合作伙伴，等等。杨壮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对外企的政策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逐步享受同样的政策，很多曾经的优惠政策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