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11年，太古地产积极乐观的声音、缓慢拖沓的步伐、水土不服的坎坷和外界持续的批评交织成了一幕冗长的肥皂剧。
如今，独立上市的太古地产或许正试图从太古集团庞大的身影中走出，尝试着更加活跃、多元而本土化的行动，然而其英国绅士一般的“慢热病”却似乎一如既往的很难改变。
水土不服开发缓慢
前期优良的建筑设计加上后期的改建翻新，再配合太古地产近乎苛刻的物业管理，让太古商业地产长期保持了其生态上的鲜活。这种一以贯之的优良品质在给太古地产带来高额租金回报的同时，也强化了其集团品牌，卓越的声誉又反过来促进了太古地产在商业地产上的议价能力。太古地产商业项目上的卓越运营能力甚至被华润集团列为“学习榜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太古地产在内地的进程一帆风顺，相反，从“北上”之日起，纠纷、冲突、批评、质疑就始终伴随着太古地产，有时候，它的“慢热”带有着无可奈何的色彩，广州、北京、上海这前3个项目尤其突出。
其内地首个项目广州太古汇是理念冲突的典型案例，自2001年拿地，到去年终于开门迎客，太古汇足足耗费了太古地产10年时间。这一项目除了因为对设计的多次修改导致进度延误外，在地铁接驳问题上也与广州地铁公司存的分歧。据介绍，广州地铁三号线在原规划中，只有地铁的一个出口与太古汇项目相连，可以直通太古汇的部分商场。但太古方面将香港“地铁上盖的物业”建设思维移植到了内地项目的开发，希望太古汇项目能有更多的出口与地铁接驳。
如今被视为北京标志性商业项目的三里屯Village也遭遇过招租难题。项目南北两区在商业定位的差异和高租金的预期，特别是北区的价格超过众多商家预期而导致招租情况不顺，从而使得整个项目开业时间多次被推迟。
“上海静安大中里项目则反映了太古对内地营商环境不熟悉和内地执行力的不足，作风过于刻板，迟迟拿不到政府批文，加上配套规划的修改、保护文物建筑的平移、石门一路的改造等，让项目开工遥遥无期。”大福证券分析师麦德光表示。该项目在2006年拿地后屡遭拖延，直到2012年年初才正式开工，预计2016年投入使用。
觉醒与变通
尽管太古集团严格而言属于英资企业，但由于太古地产数十年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发展经历，业界也倾向于将其看作是香港背景的发展商。不过，和众多港资地产商的内地进军史截然不同的是，太古地产直到2001年才谨慎进入广州，而且整个内地历程中完全不涉及住宅项目，全部都是大型的综合体项目。
观察太古地产的人士都认为，这家公司受到英资背景的影响非常深刻，几乎无时无刻不保持着稳健和谨慎，这种不善变通的思维在进入内地市场后一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甚至令公司高层一度感到矛盾和恐惧。
实际上，太古地产在香港发展时很善于在住宅和商业地产间摆渡——“商业地产就像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对债务价格的依赖程度很高，成熟的住宅项目恰好可以为其提供持续的现金流”。然而这种驾轻就熟的模式是建立在平稳的周期和成熟的政策环境之下的，一旦遭遇内地周期波动、市场变化和政策反复所形成的极度不确定性时，太古地产只能果断将住宅剔除出考虑范围。
同时在内地操作5个庞大的商业综合体项目，却不依靠流行的以住宅现金流辅助模式，太古地产的“法宝”只有超低的负债率和类似于长和系的集团其他业务部门的现金输血。公司2011年年报显示，其负债比率只有15.7%，而20%的资产负债比普遍被认定是香港地产行业的一条红线。
不过，在去年年底以介绍方式独立上市之后，其他部门的现金输血渠道基本被切断，分析人士指出，这无疑会加剧太古地产的“慢热”症状。
好在太古地产在屡屡“吃苦”之后终于觉醒，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短处，并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远洋地产，曾经的央企背景和多年的地产开发经验，让后者手把手教会了太古地产如何圆润自如的本土化变通之道，也让困扰太古地产的“慢热病”有所减轻，例如北京的颐堤港和成都的大慈寺项目都进展颇为顺利。
“太古地产在内地走过了早年的坎坷，并与内地地产商达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它应当会开始熟悉自己即将要重点开发的这块沸腾而无序的热土。”上海五合智库总经理邹毅表示，“它将自己不善处理的难题外包给了合作伙伴，从而得以专注于自己最熟稔的设计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