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听取了两院院士的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座谈。座谈中，不少院士认为，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1亿多农民工进城后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务，只能算是“半城镇化”。
城镇化率又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说法，因国际上通用的是“城市化率”，但由于中国主张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一起发展并吸纳农村人口，所以采用了“城镇化率”的说法。其通用的计算方法是城镇常住人口除以总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2011年突破了50%，2012年达到52.57%。
这一水平到底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要看如何衡量。简单地说，从数量上看，或许存在低估；从质量上看，存在严重高估。
从数量上看，关键在于如何计算城镇常住人口。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户籍人口中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户口待定人口。以半年为限界定外来人口是国际惯例，这无可厚非。但一方面，即便一个农民工已经离开其户籍地半年以上，但如果其流动性很强，在调查中很容易被遗漏，不一定会被即时居住工作的所在城镇列为本地常住人口；另一方面，尽管中西部小城镇往往以增加人口数量作为政绩，但人口众多的东部大城市往往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政绩，此消彼长之下，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城镇常住人口被低估。
至于城镇化率被低估了多少，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种方法是，把城镇常住人口定义为“城镇户籍人口+农民工”，但这种算法依赖于农民工的统计，而国家统计局2008年底才建立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农民工的抽样统计数据也并不完全可靠。特别是，如果依此口径计算，2012年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
另一种方法是，把城镇常住人口定义为“城镇非就业人口+全国非农就业人口”。按照官方的数据，2011年，依此口径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了61%，比官方的城镇化率高了10个百分点。
还有一种跨国比较的方法。根据日信证券的研究，同为东亚国家，也同样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的日本、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初期，城镇化率水平已经达到55%-65%，中期达到或超过65%，末期一般在70%以上。而中国在2003年左右就已经开始经历刘易斯拐点，现在已经接近完全跨过，因此，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或许应该已经进入65%-70%的区间。
此外，从其他侧面也可间接印证中国的城镇化率或许被低估了，比如，农村普遍的空巢老人现象，城乡收入比接近三倍，民工荒从短期走向长期，等等。这意味着，随着过去20多年出口增长带来的快速工业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有动力或已经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
保守估计，中国的城镇化率很可能已经超过了60%。尽管户籍意义上中国还有9亿多农民，但他们中间可能只有一半人还驻留在农村了。
从质量上看，中国的城镇化率即便是官方显示的52%，也被严重高估了——当前中国的城镇户籍人口大概在4亿左右（这也意味着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30%），而城镇常住人口有7亿，这意味着有3亿左右（而不是1亿左右）的农民工在城镇过着人户分离的生活，他们很难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
中国城镇化率数量上的低估和质量上的高估有着不同的经济含义。前者意味着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接近尾声，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必须及时改变；而后者意味着新型城镇化，一定是存量的城镇化，它不需要中小城镇大干快上盖房子，而更需要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千方百计将农村转移人口本地化。未来的城镇化，或许对地方政府不是“好事”，而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