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运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双重政策回应。
根据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中的表述，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
上海一位政府智囊在对21世纪经济报道作出解读时认为，上海自贸区实际上是在应对全球贸易竞争，而同时又在改革层面承担对内示范作用，因此，自贸区内的设计将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进行。
应对TPP
上述智囊说，在对自贸区进行整体构想时，TPP并非首要考虑的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TP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谈判对自贸区整体设计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由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在2005年发起的多边关系的自贸协定。2008年2月，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并逐渐主导TPP的谈判。
目前，参与TPP谈判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至12个，号称覆盖全球GDP的50%。而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认为，上海自贸区迅速获批并进入试验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TPP谈判进行多轮推进后，形势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颇为紧迫。
虽然TPP采取闭门磋商的方式，谈判文本并没有对外公开。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整理发现，谈判主要涉及农业、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服务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政府补贴等。
其中，受访的学者认为，政府管制、国企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问题都是中国的软肋，而这也是上海自贸区应该做出的回应。
以国企补贴为例，2011年10月美国在第九轮谈判中提议，应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避免国有企业借助政府特惠待遇和补贴，从而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对于中国国企而言，在土地等方面的补贴，信贷支持，信息披露等问题都是自贸区乃至中国在面对TPP时应该考虑的问题。”一位长期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说。
在管理模式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也是TPP谈判的重要内容和方式，而这些也在自贸区的推行中正在尝试。
事实上，在自贸区总体方案中，已经可以解读到高层对这些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思考和回应：例如自贸区内所进行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六大领域以及正在进行的多项管理模式变革。
成为改革试验田
11月7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介绍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面的有关情况。这与一个多月前在上海自贸区推行的工商登记改革如出一辙。这或许是上海自贸区试验的一个体现——成为改革的试验田。
而这背后，是中国内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在制造业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服务业的增长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助推器和“就业容纳器”。
参与自贸区方案设计的学者、上海政协副主席王新奎曾多次公开表示，在中国对服务业贸易的整套管理体制，包括投资总额管理体制，实际上仍是沿用管理制造业贸易的体制。用管理制造业贸易的方法管理服务业贸易是现在的主要矛盾。
这就要求在上海的自贸区里对整个服务业管理体制、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进行试验，探索出一个新东西出来。
上述政府智囊称，此前高层调研时曾给出多个在上海试验的理由，其中包括自然条件、人文基础、工业产业基础和开放经验。
“上海有良好的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基础，在这里才有试验的价值。”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分析。
对于这一试验田中将有哪些内容复制、推广到区外，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表示，自贸区内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功能拓展、自贸区内法制保障等都将是未来复制、推广的内容。
上述内容得以在上海试验，也因为上海拥有较为完善和规范的管理经验。一位北京研究机构的学者透露，他在上海调研期间曾与上海的高层见面，上海高层曾提出对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进行转变这一试验内容的担忧，其认为可能管不住。
但这一研究机构的学者事后分析，如果上海都无法进行这种监管方式转变的尝试，其他地方就更难进行。
多重试验内容使自贸区的试验并未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内集中尝试，高层选定了上海的28平方公里，并明确并不需要走得太慢。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中的试验，将会很快在全国推广，“成熟一项，推广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