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首富、“香港梦”的最佳代表……重重光环的包裹之下，85岁的传奇老人李嘉诚曾给华人世界带来了太多惊叹。但今年以来，他的一系列涉及百亿资产跨洋变动的出售与投资动作，也给外界带来许多疑惑。近日他在接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采访时，对地产霸权、政经关系、香港前景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并声称关于“撤资”的传言“是个大笑话”。
针对“撤资”传言，李嘉诚不仅拿出“今年在香港的货柜码头项目就投资了40亿港元”的实例进行反驳，更进行了概念的辨析。在他眼里，“企业按照法律经营，赚得盈利后再投资其他任何地区，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业务回报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属纯商业决定。高卖低买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就全世界而言，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撤资，惟独香港传言不断，令人遗憾。”
不知道李嘉诚的这一番澄清能否取得效果，而仔细审视“撤资”传言流传的过程，就会发现，其实很少有人否认资本总要追逐最佳商机，也无人否定资本的流动是持有者的天然权利。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李嘉诚的选择是否纯粹着眼于商机和他所念念不忘的股东利益？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李嘉诚有李嘉诚的视角，旁观者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尽管李嘉诚把“撤资”传言的兴起视为“跟风”的结果，但对旁观者来说，恐怕很难避免多样化的解读。何以如此？也许缘于李嘉诚和香港与港人似乎越来越复杂的关系。
一座被誉为最自由经济体的城市，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典范，香港和李嘉诚曾经彼此成就相互辉映，李嘉诚也因此成为港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但正像香港一位媒体人所观察，“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和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车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的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为‘奸商’。”2013年4月，香港码头工人罢工事件中，李嘉诚的大头像被画成“吸血鬼”模样的那一幕佐证了这一看法。
从“李超人”到“吸血鬼”、“万恶资本家”，究竟是李嘉诚变了，还是社会观念和公众情绪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果说前者的变化可能主要体现在李嘉诚个人财富的增值上，那么后者的变化也明显有迹可循，据报道，香港多个社会团体曾经呼吁专门设立“李嘉诚税”，这在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城市中，原本几乎无法想象。
社会观念和公众情绪何以发生变化，贫富差距的拉大可能是无法回避的因素。然而李嘉诚这样的富豪应该为此负有多大的责任，无疑又会言人人殊。
诚如李嘉诚所言，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富人拿出更多的责任感，这当然也是一个世界性经验。但如何让富人去更好地履行这种责任，也有另外一些成功的世界性经验，比如绝不应该把资本视为罪恶、把贫富差距拉大完全归咎于富人，更不应该把制造阶层对立乃至冲突视为纾解底层愤怒的最佳办法。
缩小贫富差距，弥合社会对立，需要富人拿出更多的责任感，也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但怎样界定这种努力？
对李嘉诚来说，金钱应该早已不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即使是为了自己获得充足的安全感，相信许多像李嘉诚这样的富豪也并不会拒绝去扶助穷人。关键在于扶助的方式。人们往往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便拔富人更多的“毛”，但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看来，这种方式不但容易浪费而且效率太低。政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显然不宜简单地理解为“杀富济贫”，政府的作为应该更主要地体现于建立公正的规则，制定包括反垄断在内的独立、公平的公共政策，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创业机会，促使社会涌现出更多的李嘉诚。
香港取得今日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非朝夕之功，其精神和根基早已铸就。只要这种精神和根基不动摇，香港的持续繁荣可以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