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丹阳:房价收入比降至6倍 中国房地产泡沫可以消化

   2014-03-24 长江商报5330

  昨日上午的武大,校园内樱花灿烂,报告厅里,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远虑与近忧的演讲,进行得如火如荼。针对国内房地产市场、如何留住人才等焦点问题,经过“全球海选”,担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的谢丹阳做了精彩的演讲。

  以时间换取房价趋于合理的空间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在演讲现场,一位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老总直接发问。“政府需要制定并实施计划,使得若干年后或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后,将房价收入比(房地产价格/家庭收入比)降低到6倍左右,以时间换取房价趋于合理的空间。如果此解决办法能够实施的话,泡沫可以不破,可以被消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房价泡沫不一定要破灭,而从历史上来讲,很多国家的房地产都是以破灭而告终。但中国有一些特例,它有强大的政府,如果把提升考绩、考量标准,放在房地产考核指标上的话,我想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我想说的是要给它一定的时间。”

  对于如何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谢丹阳表示,各城市可根据自身情况设定中长期房产价格目标(价格仍应由市场供需来决定),从而引导公众的期望;各城市自行制定相关政策,房地产是一种特殊商品,在一个城市中工作的人们必须生活在工作地点附近,因此地方政府有责任确保居民不被非居民“绑架”。

  2040年 武汉能成为国际大都市

  谢丹阳认为,21世纪能否成为“中国世纪”,要看中国能否大幅提升创新能力。为此,他提出,需要有意识地营造一个“人才友好型”的环境以吸引各国人才。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造就“美国世纪” 的是各国人才,包括许多我们的同胞。我们同样应当让各国人才为“中国世纪”而服务。

  为此,我们需要改进宏观环境,包括推进法治建设和民主进程、提倡言论自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开设国际医院和国际学校、治理环境污染、确保食品安全。此外,为吸引各国人才,中国有必要建设5至10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

  最后,谢丹阳教授分享了他对于武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武汉能否担当国际大都市角色的初步思考。他说:“武汉有120万在校大学生,居世界之首。可以尝试拓展商业服务出口方面的人才培养;可以通过促进商业服务(金融、会计、法律服务、广告、线上服务、办公室后台服务,以及R&D)的出口,提高本地区基本人口的外文交流水平,对于商业服务的出口而言,更重要的是人员交通的便利,而高铁时代的到来,正凸显了武汉在这一点上的优势;武汉周边具有世界级的自然风景,武汉应以‘东方瑞士’为目标。”

  基于这些有利因素以上,谢丹阳认为,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到2040年,武汉有能力成为国际大都市。

  ■互动答问

  余额宝等产品监管成本比银行小 政府调控合理

  昨日的互动环节长达40多分钟,10多个问题涉及房产泡沫、民企融资、金融创新等当前热点话题。

  问:民营企业占GDP的50%以上,解决新增就业85%,但是占用的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不到30%,民营经济未来的地位、作用和商业机会前景如何?

  谢丹阳:民营企业是经济支柱,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基于本身的特性,很难得到融资等社会资源,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有的国家专门设立了中小企业局等机构,帮助企业树立信用记录、融资。

  我建议“三明治解决办法”,银行每贷一笔款给中小企业,政府也出一部分钱,这样收益分配的时候就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一起。这样对银行的风险有一定的减弱,因为有政府陪着它,政府兜一部分底。

  这个办法只能略作缓解,不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如果建立大数据,企业将经营中的一些数据通过某些渠道,让放贷者有所了解,可能会帮助企业取得贷款等资源。

  问:人民币若长期贬值,企业如何应对?

  谢丹阳:人民币的汇率处于什么水平,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包括出口商、进口商、政府各部门,基于过去的经验,如果有理由让人民币贬值,贬值是不会得到阻止的。

  美国最近逐渐退出QE3(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出现升值,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人民币也相应出现贬值,这时候,中国政府不会阻扰贬值,尤其是在贬值不是特别惊人的情况下。

  将来人民币的走势还要取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力度,如果人民币在国际上不断被接受,对人民币需求很高,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如果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大家要走出去,在海外的投资用外币进行的话,人民币又会有贬值的压力。

  对企业来说,需要关注政策,关注民众资本流出力度。

  问:怎么看待金融创新服务?监管是否矫枉过正?

  谢丹阳:我支持所有的创新,政府对金融创新应扶持不应打压。金融创新是打破金融垄断的唯一办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余额宝等创新产品之所以能提供这么高的收益,是基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监管成本比其他银行要小得多,是存在风险的。所以政府出台监管细则、调控是合理的。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存款利率上限,银行都高息揽存,最后一些小的银行和房地产勾结,致使民众利益受损,政府为约4000亿美元的窟窿买了单。

  要提醒的是,一方面,需要政府去关注风险的来源,从源头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应该知道将面临的风险,是需要更高的收益还是稳定的收益,这是个人应该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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