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锁住北京、华北甚至整个中国，这是人人身处其中的污染困境。同样应引起足够关注的，还有人们身边的水污染。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还潜藏着某些“隐形炸弹”，比如房地产泡沫以及土地制度改革失误引发的城市低密度蔓延。
这两大问题与复合型污染一起，构成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所说的城镇化发展三大陷阱。
“从短期看，我们需要紧急亡羊补牢；从远期看，要改变一直持有的‘人定胜天’的潜意识，进而深刻反思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科学性。”仇保兴说。
解析乃至解决这一系统性问题，考验的是决策者的决断力。《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在位于北京市三里河的住建部对仇保兴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专访。他说，我们当下需要的是“拆弹”的技巧和耐心，这个工具应该是“微调”，如果巧妙应对，我们完全可以绕过房地产泡沫破裂、复合污染加剧以及土地管理失控这三大陷阱。
曾经有着18年地方领导工作经验，担任过副省级城市杭州、地级市金华、县级市乐清党政负责人的仇保兴对此既有忧患意识，又充满解决问题乐观的理性精神，他深知如何使国家制定的宏观政策在地方充分落实，以及充分吸取来自地方的鲜活经验做决策，是处理央地关系的重要考验。
他提醒：“我们的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一定要警惕最坏的情况，即决策不科学带来的集中力量办坏事。”
复合性污染危机
在雾霾之外，长期工业化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水污染的困境，从而引发复合性污染陷阱，仇保兴认为，我们应该摒弃一贯的“人定胜天”的意识，建立起科学的“海绵城市”的思维以有效纾解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的心目中，住建部是与火热的房地产紧密相联的。而你最近却发表了一篇阐述水污染的文章，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水的问题？
仇保兴：我如此关注水的污染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像大气污染般更容易被民众和决策者们察觉。事实上，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系统性的污染问题，这需要我们统筹地去看待。
我认为水污染的危机比空气污染的后果更为持久，因为空气污染是漂浮的，正如今天空气污染很严重，如果明后天来了陈西北风可能马上就能晴空万里了；水的污染则不同，是会长期存在的，地表水的污染会变成地下水的污染，地下水的污染会造成土壤的污染，从而引发农作物的污染，又进而造成食品污染，这是一条极为危险的污染链，这一代污染了，子子孙孙还要受其影响，重新治理成干净的水体周期漫长。
工业经济发展的特征是有放大效应，一个工业化的工作岗位会产生0.8个服务业的就业岗位，这0.8个服务业的岗位又会产生相当量的高技术产业工作机会，这就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塔式效应”，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城镇化的好处。
坏处是什么呢？最突出的就是能源危机和污染问题。能源问题我们意识得相对比较到位，现在正在积极应对；但是污染的问题我们认识比较晚，不少人认为这类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会解决，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的标准看似比欧盟还高，但这不代表更多的意义，因为人类每一年制造的对大自然的新污染物超过1万种，并没有统计在内，现在说的自来水达标，仅是考虑这100多种最常见的污染物不超标。所以很多所谓的“达标”也是很局限的，现在对此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会带来很大的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水污染等复合型污染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
仇保兴：因为上报数据程序的局限性，不少人总觉得水污染基本得到控制，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日趋严重；另一方面与我们的一个意识有关——总是迷信我国的举国力量可以远距离调水，这种小事难不倒中国人，这就助长了犯错误的机会，有可能会在这个危机陷得更深。
我国的水资源本不充足，虽说分布不均，但从富裕的地方调水，调水量也不能超过枯水期流量的30%，如果超了，这条河流的水生态状态就会发生破坏性的改变，造成水源地的生态危机，那么，这种调水从整体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远程调水工程本身花费巨大，而且可能带来一系列污染问题。比如说这些水都是从地表走的，到达目的地之后也都可能成了污染水。在济南有一个国家一级水质检测分站，发现黄河调来的水除了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外还有很危险的寄生虫卵，水不烧开虫卵也就杀不死。现在各种各样的肺囊肿、肝囊肿等病可能与此类虫卵有关。
在我曾工作过的杭州市，当地领导感到压力巨大的是各方都要从新安江水库调水。我认为，应对这一调水的“决策依赖”只有一个办法——应该调来后在百姓家中流出纯净水来，用不锈钢的管道输送，价格在7？10元钱一立方，直接可以饮用，而且富含矿物质。绝对不能把有损原生态、损耗巨额公共资金调来的水去搞工业或者其他产业，要用杠杆机制把调水量严格控制住。
在多年前，我就曾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南水北调过黄河的成本很高，要穿黄河底前，希望再对南水北调进行一次科学性的论证，根据我的计算方法，算下来的结果是根本不需要每年调35亿吨水，只要8亿吨就可以满足了，这8亿吨水完全可以用管道输送，不需要占良田，这样成本就省下来了，如果将来实际用水量高于预估的水需求量，再启动第二条管道建设也不迟。
我们要注意到，习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讲到了一句话，我想很多人未必完全明白。他说：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必须顺应自然，比如，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总书记讲的“海绵城市”的概念十分重要，但在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在这个“海绵城市”的机体中，雨水的利用可以满足饮水的30%以上，中水回用、污水重新处理成干净水也可以解决30%，然后海水淡化解决30%，海水淡化每吨5块钱，污水处理成淡水只有2块钱，从而实现所有的水的自给自足。污水处理后的水，新加坡叫“再生水”，新加坡人受儒教影响，扭转风尚习惯要上级先行，李光耀先喝再生水给国民看，居民再学着喝。这个理念我们也完全可以学习。
《财经国家周刊》：关于水的循环利用等问题，2008年中国和新加坡双方兴建中新天津生态城时就曾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作为一个试验内容，现在这一点实现了吗？你作为中新合作建设的第一个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合作理事会最早的委员，怎么看这些年来中新两国合作对中国城市管理经验提升起到的作用？
仇保兴：天津中新生态城正是在学习新加坡的“海绵城市”理念，现在天津准备建设两个日产30万吨的海水淡化厂，并且有人已经提议不再需要南水北调的水。
我认为这些年下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建立起的“水是可以循环利用”的这个理念，城市用水不能再用“加法式”的调水思维。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我算是最老资格的理事会委员，在刚开始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时候，基本上从规划到管理还是新加坡方说了算，天津生态城则更多的时候是中方说了算，因为中方在城市化的经验积累到了不亚于新加坡方的水平。到现在中新合作15年的发展，中国人基本把新加坡空间设计规划等城市建设经验学了不少，以后还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因为“软件”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
我想，我们学习新加坡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的相容相通，两国都是华人社会，社会的核心结构是血缘、亲缘，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同心圆结构，新加坡这样资源非常贫乏的地方可以做出这么多创造力的事情，可以做到科学化、制度化的先进管理，这些年的合作让我们更清楚：同为华族，我们也可以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