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财富网报道，63岁的王石身材削瘦，精神矍铄，头发胡须略显灰白，与财新记者两年前在一次沙龙上的印象相比，他几乎没什么变化。其时他在哈佛游学，谈的话题除了登山、慈善，还有民粹主义、中国的未来。
4月12日，已转到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做访问学者的王石，在财新传媒的北京总部接受了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舒立时间》视频专访。这次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剑桥最具特色的学堂晚餐(Formal Hall，又称高桌)文化。
万科王石
“就跟‘哈利·波特’里的阵势一样，大长桌子，几百年的银餐具，墙上都是先贤的画像，饭前老师带大家念一段拉丁文，藏酒都是特别好的，带劲。”他说。
“高桌”是从英国牛津、剑桥大学传袭下来的一种古老英式文化，程序严谨繁复。经常参加的同学，除了有良好的人脉，还需要有健康的胃、充沛的精力和充裕的时间。
接受财新《舒立时间》节目视频采访的当天，王石身着深色合体西装，脚穿一双花条纹袜子——那种典型的英伦绅士才敢穿的花袜子，低调而出挑。在创立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近30年之际，他向《舒立时间》表示：“2015年，万科真正稳定持续、有效率、有质量的增长才开始。也就是说，实现我的抱负和理想，明年才刚开始。”
“你有名不是因为你的产品”
2003年，时年52岁的王石登顶珠峰。在前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热衷极限运动。作为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的王石，是房地产行业最有号召力的企业家，而他的影响力实际上早就超越了房地产行业。
但王石对《舒立时间》坦承，直到2008年，他才真正的从内心意识到自己和公司在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他认为，这个所谓的“名声”和自己企业的规模、自己的经营能力并不相称。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当天，万科宣布捐款200万元。不少网友认为，这与2007年超过48亿元净利润的万科形象不相称，万科应该多捐点。
为回应这一质疑，5月15日，王石通过一篇博文《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表示：“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石这一表态激发了网友群愤，“灾难常态化”“10元捐款上限”等说法迅速让万科陷入一场空前的公众信任危机中。
迫于压力，5月19日晚，王石公开道歉。5月21日，万科发出“补捐”公告，称将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该工作为纯公益性质，净支出额度为1亿元人民币。
至此，“捐款门”事件告一段落，但却给王石和万科一向健康的形象带来了损害。而就在汶川大地震半年前的2007年12月，王石在一次会议上抛出楼市“拐点论”，也激起行业大讨论，并引发市场震动。“拐点和‘捐款门’带来的那种影响和负面冲击之大，我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两件事把我打回了原形，让我知道自己是老几。”王石说。
从1984年到2008年，王石内心的自我认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在现在这个“博出位”的年代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两次风波之后，王石对外发表言论收敛很多，但他骨子里仍是个真性情、爱说话的人。在万科内部，王石和毛大庆被公关视为最难控制的“领导”，而财务出身的总裁郁亮则出言谨慎，性格迥异。
现在的王石最喜欢聊的不是登山，更不是房地产，而是在哈佛和剑桥游学认识的人、经历的事。一般人都认为，王石已然功成名就，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人生进入花甲，还有什么没实现、不满意的？
然而王石却对《舒立时间》说：“万科要做标准化、产业化，这要到2015年才开始。像海尔、TCL，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我们还在解决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标准化、产业化、质量过关，其他行业20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到明年才能开始解决。”
“我的参照系很简单，就是和日本的企业比，因为我们同属东亚文明。”王石认为，中国的工商界本身社会地位就不高，尽管好像你是凸显出来了，但主要是因为你掌握了相关资源。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自嘲地表示，“但是我更多的是在被媒体消费，而不是有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被社会接受，更多来讲是拿你开涮，拿你来讲笑话，时刻逮着你的一个‘红烧肉’，实际上是在消费你。”
不要抱怨中国传统文化对工商界的偏见
在王石的青年时代，“商人”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职业，特别是在他这样军人家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王石开始意识到，“自己此生定位就是做一个企业家了”。
“你的编号是002，001是深发展。在各个地方打交道、接触的人，都是在最高级别那样一个层面，这个是有感觉的。”王石说。
有了些自信的同时，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认也伴随其中，直到2008年的“捐款门”和“拐点论”，这种不自信的情绪被激发出来。然而，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从企业经营或登山中找到答案。2011年，60岁的王石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开始了陌生的访问学者生活。
“到了哈佛之后才发现，登知识的山比登物理的山要难得多。在哈佛补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年的项目也被我延成两年了。”王石认为，学习的目标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传承，对于身处的工商阶层也开始有一个重新认知，而过去他从未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王石自认为已经能找到一些问题的解答。而如果能够与西方文化和思维逻辑做类比，那就更能有所感悟，对中国社会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他也能够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万科2008年降价，消费者就有意见，要补偿。我们原先就不理解，涨的时候不找我，降了你找我了，这不符合契约精神啊。有业主打砸售楼处。我们报警，但后来发现，警察就在那看着，根本不管。”
王石很不理解，警察怎么连起码的公共秩序都不管？“现在我理解了。谁是强者？开发商；谁是弱者？消费者。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弱者原则。”
在追寻“到底中国的逻辑是什么，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是什么”之后，王石看起来更加有自信了，也更享受在西方的学习生活。
“在哈佛，我完全是防御型的，对任何人都是防着、躲着，因为没法正面和人家交流。”到了剑桥以后，王石自觉就放松了，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是新的。“中国发生的事情，太让他们意外了，西方的逻辑根本解释不了，他们有很多话要问我，很带劲。”
王石才去剑桥三个月，就认识了很多人，因为他每天都在学院食堂吃饭。“晚上7点半，一声锣。我想那个锣肯定是中国带来的，特别响，‘哐’一声门开了。吃饭必须穿正装，外面套黑袍，像我这样肯定不行。”他拉着自己的衬衣领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