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参军、33岁创业、40岁公司上市、47岁飞滑翔伞、52岁登顶珠峰、54岁徒步北极、60岁海外游学。王石说，如果自己可以活到70岁，就去戈壁滩办农场。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得精彩”。
虽然他自称是个张牙舞爪的人，但即便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却仍能处之淡然。“创业那些年，压力非常大，但是睡眠一直很好，越是困难时期，睡眠越好。”然而初到哈佛游学的那段时间，王石每天都会熬夜写作业、看笔记，而且经常一熬就熬到4点。“即便强迫自己躺在床上休息，却无论怎么都睡不着。”
万科王石
王石说，他甚至曾经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
“第一学期感到脑袋累，担心自己神经衰弱，但置身学习环境中，发现封存的思维竟重新开动了，就好像给生锈的机器灌了润滑油，激发出新的活力。”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从2011年开始的游学经历，为他带来了一个旁观自己、旁观中国企业、旁观中国商业文化的新维度。
万科要少用能人
今年3月，王石推出他的新书《大道当然》，记录这种新的思考维度，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王石在书中说，辞去总经理最初那段时间，他尝到了各种失落感。“那种感觉就好像前一天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第二天就让你拄根拐棍去公园散步。”王石说，刚卸任那几天，出于这种失落，他会在新任总经理汇报工作时，总忍不住插话、打断、干预，不知不觉扮演起“垂帘听政”的角色。
“到第三个星期，总经理再汇报时，我发现他眼里不再放光，看样子是想："与其来做汇报，还不如直接听指示。"……他很快已经没有最初的那种冲劲了……”王石在书中写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既然是自愿交权，为什么还不放心？因为觉得他们会犯错。”
自认从创业至今一直在犯错的王石很清楚，犯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为了让新的接班人亲自经历、进步成长，他必须彻底放手。于是，为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王石决定离开公司登山探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去大自然创新空间来释放、折腾、证明自己”。
不过，王石虽然离开了公司，却坚持着“少用能人”的用人原则。
“虽然我自己是个能人，但我认为办企业应该少用能人。”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笑着解释，“什么叫能人，就是能人所不能之人。企业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急需能人，但是往往破坏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也恰好就是这个能人。”
“这种人作为发明家是好样的，作为创业家也会是好样的，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却不合适，因为能人喜欢打破常规，不喜欢遵守规章制度。”王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万科的掌门人，他也曾经用过能人，但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她，能人带给企业的杀伤力往往大于贡献。
“个人创业往往要充分张扬个性才有可能成功。但是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就要服从公司的统筹安排，淡化与公司整体发展不太协调的东西。”王石说。
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
缘于中国同情弱者
到了哈佛以后，王石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原来所处的生活环境。“抽离出原来的环境，你会更心平气和、更理性地看待很多事情。如果说原来更多是一种着急，现在就会发觉其实中国的改变和进步已经很大。如果说原来更多的是期待从制度上有所改变，现在则学会了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差异。”王石说。谈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王石最突出的感受在契约精神上。
“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契约精神。但实际上，我们不但有契约精神，还出现得很早。3000多年前的地契本身就是一种契约精神，但是我们的契约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从文化来讲有很大的差异。”王石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西方信奉在契约面前一律平等，而中国的契约精神，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是同情弱者，这个传统也体现在对契约的执行上。
“虽然契约中规定了买卖双方的价格，但它背后还会暗藏一个补偿机制，这个补偿机制不是说你如果不能履行我该怎么惩罚你，而是一旦卖方有了赎还意愿的时候，赎还的价值是原来的价值。为什么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为什么这时政府采取的态度基本是袖手旁观？因为虽然按照契约精神来讲，买卖已经成了，但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还有一个原则，叫做同情弱者原则。”王石说。
在王石看来，传统社会对心理的影响很难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尤其在被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契约精神的发展并不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同步，因此很多人尝试着用传统社会的方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挑战。
“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先建立交情。一起喝酒、唱歌，成为熟人，彼此认可人品、价值观甚至家庭出身，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王石说。
“契约精神应该体现在现代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自由个体之间自愿签订的契约，就是一份需要每个签署人遵守的神圣约定。这份约定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身份地位或者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在执行中打折扣。而国家的责任，不是在个体之间寻找需要保护的弱者或亲者，而是保证其能够得到执行和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