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城市特性是“商都”，一般官员普遍崇尚“搞掂”，市民在城市发展建设等重大战略上既缺乏价值判断力也没有表达渠道，只能让肉食者谋之。近20年来，除了黎子流和林树森两位相互不喜欢的市长外，多数上级任命的外来官员既缺少“桑梓情怀”，也缺乏“战略担当”，每换一届官员都喜欢另起炉灶，热衷任期政绩项目，直至最近1239这样的奇谈怪论的出台，终于合成谬误。
2012年广州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出“1个都会区、2个新城区（南沙滨海新城、东部山水新城）、3个副中心（花都副中心、增城副中心、从化副中心）”的 “1+2+3”城市结构。2013年又提出建设9个新城（广州国际金融城、海珠生态城、天河智慧城、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广州空港经济区、广州南站商务 区、广州国际创新城、花地生态城、黄埔临港商务区），形成了建设“2+3+9”一共14个战略平台，让全市各区城市建设全面开花的所谓“战略”。
总体规划“3个副中心”只是政治话语而非专业概念，城市副中心本来应该是都会区内部结构的概念，即白云新城（北部）、番禺北部新城（南部）、规划中的白鹅 潭中心（西部）、应该控制的奥体中心（东部）这样一些地区。而不是增城、从化、花都这些历史上形成的独立城镇，这些从前的县城的生产、生活社区对广州中心 城区的依赖性很小，他们是行政上的次中心而不是城市结构上的副中心。但是他们霸占了副中心的定位，就剥夺了真正可能发展副中心的地区的公共财政投入机会。
广州目前所谓的“新城”指的是：专门划出来按园区开发模式搞经营性用地经营的一片街区，或者说是一个有产业主题的“巨型城市建设项目”。搞“项目”、造 “新城”的目的百变不离其宗，政府财政是决定其行为的主要因素。搞产业主题培育税源本无可厚非，但是同时推出这么多新城，搞出一副大干快上的架势确是有问 题的。营造新城平台需要公共财政引导，广州CBD珠江新城6.4平方公里用了20年时间培育，投入了大量公共财政项目，才把市场力凝聚起来，搞九个“新 城”还不要个100、200年呀？城市的商务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一点点攒起来的。同时上九个平台就是没有重点、没有战略，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会把资源和 市场有效需求分散，结果就是什么也干不成！除非仅仅是以产业主题作为噱头搞房地产开发，如果是这样又何必挂羊头卖狗肉呢？城市政府追求土地财政是国家财政 体制安排的结果，根本没必要偷梁换柱。
“广州国际金融城”意把珠江新城开发的成功扩大化，这在短期可能会带来一些开发利益，但是这样做会在城市结构上导致很严重的问题，存在把广州重新变成一个 单中心城市的危险——从长远和总体上来看会进一步强化天河新城市中心区的能级，过分集中的城市功能会带来就业人口的高度集聚，加剧钟摆交通，极大降低城市 运行效率。与其继续放大珠江新城商务区的成功，不如把有限的新增商务需求放在白云新城、番禺北部新城、八字没有一撇的白鹅潭这样一些城市副中心。广州又到 了城市结构抉择的关键时刻：是继续把天河搞大，把交通搞死，还是这个决策在战略上是糊涂透顶的！
2000年以来广州城市战略拓展的特点是以产业拓殖为主，城市在各个方向的外拓，产生了大量功能单一的新区，城市发展的多组团实现了，但是多中心遥遥无期。由于新拓展区城市生活服务功能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钟摆交通。
2007年第二次广州城市发展战略咨询，我在中山大学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在两个尺度上优化广州城市结构的方案，其一在市域层面从公共服务能力和设施建设方 面加强萝岗、南沙这样的远郊新城，追求职住平衡以减少对中心城区的依赖；其二在都市区层面从商业服务和生产服务业方面加强白云新城、番禺北部新城、白鹅潭 中心、奥体中心这样一些地区培育城市副中心，增加就业空间和商业空间，截流和分流指向传统城市中心的钟摆式就业和消费交通。
广州早就是中国重要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心，其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并不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多少。更何况2000年确定的再工业化战略和空间拓展规划，已经取得成 功。我从来不反对广州建设新城，但是应该有战略有策略有重点地建设。规划部门如果真的屈服于行政权力主动“以项目定（土地）指标，以指标定（空间）规 划”，放任一区搞一个新城，就是失职。而行政权力如此肆无忌惮，则是眼下广东GDP主义、发展主义滥觚的结果。在当下中国城市政府高度权威主义的背景下， 一个任期一两个人民主集中决定辖区一切，技术部门作为权力手足难以避免。但是有责任心的专业部门领导应该明白，政治官员的五年任期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只是瞬 间，必不能犯破坏整体结构的蠢事，更不能让近期所为成为未来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