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地产》采访“是谁举报了一致行动人”，我们还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如今，媒体的技术团队经过大量的基于语言学逻辑的数据分析，最终结论出来了——但是很抱歉，我们发现，单从数据分析看，我们无法得出举报信是罗钊明或者任何绿城小股东所写的结论——尽管11月29日宋卫平在接受采访时，已经透露那封信是绿城的小股东所写。
12月5日，媒体曾推出《数字细节推理“谁是真正举报人”》的报道，其中通过公开资料了解到，绿城小股东包括雷曼兄弟、罗钊明、夏一波、郭佳峰、曹舟南共计五人。其中雷曼兄弟将其持股分为好仓和淡仓，反向对冲，这种市场化持仓运作，也正是中立的表现，也就是说雷曼兄弟在利益上始终置身于这场纷争之外。此外，宋卫平在接受采访时，也十分肯定地强调举报人不是夏一波，因为在出售绿城中国股票时，夏一波需要接受香港证监会询问，澄清自己不是交易方的一致行动人。回过头来，夏一波再去实名举报，在逻辑上不通。
在上述稿件中，通过一系列经济利益分析，最终得出要约收购的最大受益者为罗钊明的结论。但毕竟人各有志、人各有价，人与人之间价值观、行为底限的各不相同，决定了要约收购的最大受益者，并不一定等同于实际举报人。所幸媒体深夜在玫瑰园大酒店采访宋卫平时，曾见到这封举报信，举报信主体内容由香港证监会重新录入，以询问方式转交至绿城中国。在录入过程中，香港证监会隐去举报人姓名。媒体在采访中，对这封信的主体内容以语音方式予以记录，这也是媒体此次采访收获的重要一手资料。
因此，在数字细节推理之后，媒体将寻找“一致行动举报人”的重任寄托于技术分析团队，希望通过大量的语言分析，在小股东中寻找与举报信语言风格相同者，并期望这一结论能够与前两篇稿件的调查结论相互印证，最终指向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多方收集罗钊明、郭佳峰、曹舟南三位股东的公开讲话、文稿等基础资料百余篇，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分别锁定三人的同义词使用习惯、语言节奏和语气语调，并据此与举报信的语言风格进行比对。繁琐的工作过后，我们遗憾地发现，三人中没有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与举报信有相似之处，即使是坊间传言最有可能的罗钊明，其语言风格与举报信语言风格的相似度也不到10%，这一工作量庞杂的技术分析工作最终无功而返。
事实上，早在此项工作开始前，媒体就语言学问题咨询相关学者时，就有多位学者表达了他们对分析结果的不乐观：这封举报信可能由律师、会计师等相关专业人士代笔，而且举报信采用公文格式，语言风格并不鲜明，不一定能据此找到具体线索。
至此，寻找“一致行动举报人”的技术尝试暂时搁浅。此前，宋卫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自己对于举报一事“知情”，那封信应该是律师写的，由小股东实名举报，而且有确凿证据。但证监会有保护举报人的规定，因此他不可能回答“谁是举报人”这一问题。
就在这个月末，根据融绿双方的约定，这场纷纷扬扬的股权之争结局也将水落石出——对于宋卫平而言，能否筹足资金已成为其最终是否如愿重返绿城的关键。最新消息表明，宋卫平对外称自己筹集到八九成的钱，也就是说筹足资金胜券在握。而事件的另一方融创一如既往地对媒体保持缄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