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决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很显然，除做出决定的时间有点“姗姗来迟”，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在全球经济笼罩在可怕的通缩魅影的情况下，中央央行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货币的水龙头，向经济体释放流动性以刺激疲弱的需求，中国央行也不例外。
2015年的第一个月，中国的经济数据依然不好看，备受关注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官方的数字再次跌破了50%的荣枯线，显示饱受产能过剩之苦的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回暖的迹象。受新兴市场需求疲弱的影响，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趋势尚未逆转。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和强劲复苏，导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走势强健，全球因“强势美元”正在面临越来越明显的通缩风险，为了对抗此风险，包括英国、加拿大、日本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集体选择通过降息或者“QE”的手段对抗通缩这个可怕的魔鬼，免得陷入日本式20年的梦魇。很显然，这次大多数经济体选择货币贬值，并非罗宾逊夫人当年所言的以邻为壑的“竞相贬值”，而是同仇敌忾对抗通缩这个共同的敌人。很可能，2015年全球最可怕的风险就是全球经济进入寒冷的“冰河时代”。
中国的CPI在2014年第四季度已经重新回落到“1”时代，PPI已经连续35个月为负数的情况下，如果再否认中国经济面临通缩的危险显然有点自欺欺人。然而，过去30多年和通胀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央行似乎对通缩的巨大破坏力显得陌生，因而在因对上显得颇为镇定和迟缓。一方面承认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另一方面坚持不通过降准降息的常规手段释放流动性。
当然，中国央行有自己的苦衷。中国的央行对全球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新常态”的反应总是慢一拍。在去年2季度，中国的流动性紧张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央行坚持没有通过全面的降准降息进行应对，笔者一直认为，那个时候是中国央行对以前极其变态的货币政策（如一方面保持很快的M2的增速，被称为全球货币第一发行大国，另一方面却又维持着高达20%的存款准备金，将大量流动性回收到央行）进行纠偏的最好时机。因为房价在下跌，美国尚未开始加息，美元开始走强但还未强到今天的程度，降准降息不会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出加速，导致国际资本外逃。但很显然，中国央行担心一旦动用降准降息的常规武器，已经调整的房地产又会重回上升通道，招致外界的质疑。过于自信的中国央行在创造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所谓的“新工具”之后，根本没有解决经济体的流动性短缺问题，企业的融资成本，甚至中央企业的融资成本飙升，试图不通过常规的降准降息手段解决流动性的愿望彻底落空。最终被迫在2014年11月21日宣布降息，货币政策总算回到了应该回到的轨道。
可惜的是，央行没有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一步。由于当时美元升值，国际资本流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中国的外汇储备在9月份突然减少了1000亿美金，外汇存款也首次出现负增长，央行担心投鼠忌器，继续降准的动作加速资本流出，从而再次犹豫。这等于一个拳击手在挥出一拳击中对手之后，却没有继续猛击对手，从而贻误了最好的战机。等到1月份，人民币汇率7天6次逼近跌停，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应对全球性的通缩。中国央行在这个时候才决定出手，很显然，不仅无法防止资金的外逃，也无法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短期来看，人民币的确已经进入到贬值周期，央行其实在错过最佳的时机之后，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更大。
我们关注到，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不独立不仅体现在央行无法真正完全自主的做出重大决策，更重要的是，由于要“考虑太多”的因素，货币背负各种了各种不应该背负的压力。央行对自己的要求可谓苛刻，每做出的决策都希望既解决流动性紧张，又不要影响人民币汇率，还要确保资金流向小微企业和“三农”，不要流向股市和房地产。这种多重政策目的，不要说一个天资本来不怎么样的中国央行，就是基因相当不错的美联储也不敢如此要求自己：谁能保证美联储放出的水都流向实体经济？谁能保证货币政策可以面面俱到？水流出来，是不是流向实体经济，这根本不是货币政策考量的内容，也是货币政策难以承受之重。理想主义的货币政策，期待没有任何负面效应的货币政策，那是政策乌托邦。
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更纯粹一点，做出决定应该更果敢一点，不要每次都在一错再错，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才想起正确的决定应该是什么。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如果时机糟糕，政策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就此而言，在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对中国的应对智慧提出严峻挑战的当下，中国其实需要一个思维更灵敏，决策更果敢的中央银行和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