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3年底，全国拥有482家国家级工业园区，其中高新区114家、经开区215家、出口加工区63家、边境经济合作区16家。国家经开区和高新区的GDP合计13万亿元，占全国GDP近1/4；合计工业总产值35万亿元，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合计上缴税收为2万亿元，占全国上缴税收的近1/5。
无论在火车站、高速公路出口，还是在城区主要路段，电子显示屏或巨幅广告牌上，都打出了“××工业园欢迎各地企业投资建厂”、“××工业园隆重招商”等大型广告。这是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实地采访时见到的场景。
以1984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建园为标志，中国工业园区建立迄今已30年。30年之后，开发区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困惑1：地方债收紧，上游被卡住脖子
2014年9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43号文”）中明确指出，第一，地方债务要锁定存量，只减不增；第二，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并进行财务公开；第三，拟定偿债顺序，相当于为地方政府资金建立财务制度。
业内人士解读，该文件的出台，是为地方负债开发土地的模式带上紧箍咒。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市、县基础设施建设收归中央政府，以及市跟县级不准直接借钱，只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可适度发债，是两大重要政策。
对于开发区来说，其原有的开发模式是以政府为担保，负债经营、滚动开发，而43号文的出台，相当于切断了这一模式的资金循环链。
上世纪80年代是开发区的黄金时代，每平方公里给1亿元优惠贷款。而以广州开发区为例，光吹沙填土这一项基础开发，就在9个月内花了9000万元。在无法依靠中央政府支援的情况下，开发区想出了对策，先是管委会（政府）同意出让土地，引入外商投资企业，等到税收上缴后，再由政府财政支持回流，承担债务。这就让企业与政府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大的资金循环。
1992年邓小平南巡，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迎来新一轮高潮，全国也掀起了一阵开发区热。
困惑2：外企迁华退潮，考验内生发展能力
根据统计，1996年，全国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旅游度假区近百余个，省级开发区四百多个，其他乡镇级开发区则有近万个之多。因此，开发区的资金大循环模式不断在各地复制上演，财政压力陡增，相关的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问题也一一突显。2003年，中央政府对这股热潮进行了整顿清理。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全球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迁移的浪潮逐渐退去之后，招商引资遂成无源之水。
与外资产业向中国迁移放缓相对照的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的越南、缅甸、孟加拉等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迁移。
以产业迁移的风向标轻型消费品制造业为例：越南在2011年取代中国成为耐克的最大生产基地，阿迪达斯2012年宣布关闭在中国的唯一工厂。
电子制造业巨头三星，也在2014年春天开始在越南建设其最大的手机生产工厂，预计2015年三星一半的手机将出自“越南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