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教过一些在世界各地做房地产投资的人，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建筑，土地成本70%以上，全国平均大概是50%左右，去发达国家来看，像澳大利亚有中国的厂商去投资，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比例13%。现在很多中国公司跑到纽约去投资，觉得挺开心，为什么？他的土地成本没有那么高。”3月2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新常态下论改革”分会场做出上述表示。
我们的成本当中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地就那么贵呢？周其仁用上述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土地成本反而很低。
周其仁表示，香港房价很高，可是香港的其他税很低，都转成了土地的政府收入，我们双管齐下，土地也贵，税也不便宜，各行各业要增长就遇到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讲下去会非常之多。
以下为周其仁部分发言实录：
谢谢各位，所以我想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第一不缺动力，第二也不缺机会。是不是有动力，有机会就会顺利增长呢？要解决一系列这个比较关键的东西，其中一个我想在这里跟各位讨论，就是说要通过改革，系统的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那么什么是制度成本？我举一个去年外贸的数据来说，去年中国的进出口增加了2.5%，年初的预定的计划应该是7.5%，用美元计算会高一点，大概是3.4%大概，为什么这个进出口没有如愿呢？海关总署在春节的时候有一个报告，他讲中国的成本优势丢得很快。什么是中国的成本优势？你可以说劳动力太贵了，我们去看劳动力，确实这些年在中国的，特别是制造业方面劳动力成本增长很快。
但是劳动力成本当中有一块是社会保障的提取，通常占我们工资总额的40%，发达国家，同样这个数据要低得多，有15%的，17%的，20%的。而这一块40%的东西，不是市场决定的，不能根据经济形势的好坏变动，是法定的，带有强制性，这块东西就是我讲的制度成本。
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套游戏规则形成了这么一个，在这么一个发展阶段比较高的带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呢？这个税提取了以后怎么用的呢？这个是不是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对劳动者未来的需要的时候，确实能够返还回来呢？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当中很关键的东西。你说劳动力成本高，是不是因为我们潜在劳动力没有了，你看我们的农业，农业的产出占GDP的10%，可是农业的劳动力怎么都是占百分之三四十，所以说中国农村人口收入虽然增长快，但是和城市比三分之一而已，这个层面光靠财政部补贴补不上去，农产品补贴补不平。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农村的经营结构，但是这个方面的进展很慢，土地制度，经营主体的改变，里面有大量的顾虑，过去的东西缠住我们的手脚，再看我们的土地成本，这是整个经济建设投资当中一个很大的成本的约束项。我们的成本当中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地就那么贵呢？你看看数据，我请教过一些在世界各地做房地产投资的人，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建筑，土地成本70%以上，全国平均大概是50%左右，去发达国家来看，像澳大利亚有中国的厂商去投资，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比例13%。现在很多中国公司跑到纽约去投资，觉得挺开心，为什么？他的土地成本没有那么高。
那么你说我们这个土地的占比那么高，他会影响各行各业。当然了这是一个香港模式的大陆翻版，可是香港的其他税很低，都转成了土地的政府收入，我们双管齐下，土地也贵，税也不便宜，你各行各业要增长就遇到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讲下去会非常之多，中国没有机会吗？有很多机会，大城市，大车，多少人口为出行问题焦虑，这是中国成本上升的压力。你说民间进步很快，利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嘀嘀打车等等发展很快，可是要合法化难度很高，不能容纳到这个体制里面来。
限于时间我不展开讲下去了，我要讲的是抽象出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度成本要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通过市场供求解决的，只有通过改革把它解决，我们要注意我们早年是所有要素成本很低，但是在改革前，我们的体制运行成本很高。改革以后就把制度运行的成本降下来了，所以取得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成就。
现在的局面很不同了，我们的要素价格偏高，我们后边的体制的运行的成本，国民经济顶得很弱，两边都高。所以说如果没有系统的改革把这个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升，逐步升也很舒服，然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长期增长的活力就会损失。这一点希望引起我们整个决策界，包括我们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大家的注意。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