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认识陈启宗，但你大概知道上海、无锡、昆明、大连、武汉的恒隆广场，你可能不知道北京永福宫的捐资人，但你或许听闻有人给哈佛大学捐了史无前例的3.5亿美元。
“我现在不是恒隆的CEO、CFO或是CTO、CMO，而是恒隆的CPO，你知道P代表什么？”香港恒隆地产（相关干货）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启宗4月19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演讲时向台下观众发问。
台下有人猜plan（计划），他说，“我又不搞计划经济。”
又有人猜peace（和平），他哭笑不得，“我是做生意的，赚钱就行了，那些不赚钱的事情就算了……”
陈启宗见台下越猜越远，只能自己揭晓，“P代表Political（政治），首席政治官（chiefpoliticalofficer）。”
“中国是世界大舞台的重要分子，我需要对世界整体的政治环境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我花在（了解政治）上面的时间，绝对不亚于我花在生意上的时间。”他进一步解释道。
他言谈中的“好朋友”不乏各国政要，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已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问及是否曾因不懂政治吃过苦头，陈启宗却用别人的例子轻松避让，“我看别人吃过苦头，我有朋友跑到印度尼西亚做生意，特别是在苏哈托年代，不贪污是赚不到钱的，结果是钱可能赚了，晚上睡不好觉。金融危机一来，印尼的财团都崩溃了，甚至他的人身安全都出现问题。”
他后来一笑说，“先父从来不跟香港官员打交道，所以很吃亏的。好在香港这个社会基本上还是可以赚钱的，可能不是赚最多的钱。”
他的父亲陈曾熙祖籍是广东顺德，先后生活在天津、北京、上海和广州，上世纪40年代末抵达香港。
陈曾熙1960年创建恒隆集团，主营地产开发。此后，他与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新富，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的商业繁荣。
1986年陈曾熙去世后，陈曾焘接任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任董事。1991年，陈启宗正式接管恒隆集团。1992年，恒隆地产开始在中国内地进行投资。其最早建成的两个项目分别是上海的恒隆广场和港汇广场。
“1992年我到上海来，因为当时广东太乱了，法规不健全，北京又太冷了，不大欢迎做生意的人。上海比较守规矩，但是又不是死死的。所以我来上海也有政治的考虑在里面。”他告诉澎湃新闻。
他看上去忙到没时间思考和停顿。他前一天还在华盛顿，后一天到上海下飞机就去演讲、接受采访，接着开会至深夜。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陈启宗保持着他独有的幽默通达和慢条斯理。对于恒隆近日股价翘升的原因，他一针见血，“恐怕是随大势吧，特别是内地沪港通来的钱吧，”他同时半开玩笑，“不要忘记，如果你们沪港通要买，最好是买什么？恒隆地产。”
不赚快钱
“做人不能太聪明，要准备吃一些苦，花一些功夫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这句话一度成为陈启宗的标签。
陈启宗说，恒隆的策略是建立长远财富，“不是说短线不赚钱，只是说我们对那个不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我们能做的是比较长远的东西。”
恒隆地产每年完成建造27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停车场，而真正的租赁销售面积为十几万平方米。
“要是我们保持这个进度水平的话，那还需要九到十年才能把手上的土地盖好。可能不止九到十年，因为我们还会买新的土地。”陈启宗告诉澎湃新闻，“最重要的是，这十几万平方米的东西是最高档的，你盖给沃尔玛，这十几万平方米算得了什么。你要是搞恒隆广场这样的东西，那十几万平方米是不得了的。”
他认为，做房地产一年只要做一两个大的决定就可以了，其他的事交给手下的人干。
而他需要决策的是大方向，这种对时机的预判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如果回到1955年，到哪里去（做生意）？要是有历史的眼光，还是去香港。”陈启宗常忆往昔。
“1949年我们选择正确，1967年我们选择正确。这都比较容易判断。”他在八年前接受《东方企业家》杂志专访时称。香港和内地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让陈氏父子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楼市暴跌，到1998年6月，香港住宅的价格已比最高时期的价格跌去一半有多。在价最高的时候出售了手中的物业，同时也没有什么土地储备的恒隆，成为金融风暴后香港地产界的少数赢家之一。楼价下跌后，土地价格也随之大幅降低。此时恒隆开始进行大量的土地储备。
他之前因投资保守受到的嘲笑和批评，自作鸟兽散。
他如今谈及当年的土地储备不急不慢，“土地储备还有好久才能卖完，多久？我也不知道，市场知道。”
对于在内地发展商业地产或住宅地产的步履，他自有研判。他告诉澎湃新闻，“先把商业地产盖起来，住宅那些慢慢再说。当然我们的住宅都是最高档的，在商场旁边、在最好的写字楼旁边，把注意力先放在回报率最高的商业地产。大连、昆明、武汉，都是先把商业地产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