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羊城的天气一如既往的闷热。
但从广州太古汇19楼落地窗前望出去，注视着天河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时，恍然间又觉得这座城市依然在快节奏地运转。
如同上了“发条”的还有凯德集团中国区总裁罗臻毓，刚从新加坡辗转香港会见合作伙伴，再借道广州“视察”工作，罗臻毓算是个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
有幸的是，在7月17日会议的间隙，我们在凯德中国华南区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见到这位活跃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多年的新加坡籍高管。
对罗臻毓来说，广州并不陌生，甚至承载了职业生涯记忆中弥足珍贵的一段，这座城市乃至凯德中国华南片区都曾是他的“主场”。
虽然自诩低调，但打开话匣子的罗臻毓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从凯德到公益，坐在我们面前的罗臻毓全然不是一般外资高管一板一眼的传统形象。
机智而又不失圆融，幽默中透着点严肃，丰富的表情以及恰到好处的手势动作也表露出，他不是一位高冷的总裁。
2014年，恰逢凯德入华20年，罗臻毓从凯德中国副首席执行官晋升至凯德集团中国区总裁，站在下一个20年起跑线上，罗臻毓肩上的担子无疑重了。不甘于做守业者的他，带着凯德及自己的商业哲学，续写这家外资房地产企业在中国的新篇章。
凯德集团20年中国路
1994年，正值中国经济调整的始发点，凯德这家在海外已经拥有多年房地产投资开发经验的新加坡房企初入中国。
一隅、一楼，寥寥数十人的团队，或许当时谁都未曾想过，20年后，凯德不仅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外资开发商，同时也是新加坡在华投资最大的企业。
庞大的“家业”始于一个原初的起点，若要追溯凯德中国的发展史，那么不得不提的是上海百腾大厦。
1994年，初入上海滩的凯德建造了当时在中国的第一栋写字楼。虽然几经转手后，这栋坐落于上海福州路的写字楼早已不在凯德名下，但从这里出发，凯德在中国似乎寻到了一些做生意的启示。
写字楼并非凯德在华扩张的主流路径，刚进来时，凯德基本上是住宅为主，以服务公寓去开拓新的城市、新的市场。通过在一个城市建立团队、开展管理服务来了解市场，再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切入。
96、97年，在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凯德凭借着“上海新家坡”、“新家坡美树馆”两个在沪住宅项目，把新加坡花园洋房的概念引入市场，引领了行业的追寻与探索。
1998年，凯德集团旗下雅诗阁在中国的首批服务公寓分别在上海和天津开业，服务公寓概念在中国始入人心。
一切都看似进展顺利，殊不知1994年至2000年间，除了要想法设法去适应新的市场外，亚洲金融风暴更是给凯德泼了一盆冷水。转机出现在2000年前后，在大金融环境改变的同时，中国房地产也迈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2003年，上海来福士商场正式开业，至此凯德在中国也构建出住宅、办公楼、购物中心、服务公寓等多元业态，为日后全产业链模式的全面构建树立了范本。
次年，凯德北上拓展北京，2005年谋划华南、深拓长三角，2006年进军西南，全国布局就此形成。2010年，凯德收购东方海外资产进一步夯实在华发展。
然而，战略的选择也会适时而变，在凯德完成全国战略布局的同时，以住宅为主的开发模式也逐渐被商场、综合体开发取代。众所周知，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凯德商用私有化以及“一个凯德”和“综合体战略”的全面推进。
经历20余年的市场洗礼后，凯德在华总开发规模已达约2200万平方米，管理的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投资路径转轨
“很多中国朋友会用‘审慎’来形容新加坡或新加坡人，但这‘审慎’让我们未见乌云就绸缪，也让我们懂得厚积薄发。”
林明彦曾经的这段话，道出了凯德商业哲学的一个侧面。
若说“审慎”让凯德能够在成长的路上更好地规避风险和减少不必要的“烦恼”，那么助力其成为国内地产行业范本的除了资本平台筑底，很大程度上还和与时俱进的长远投资眼光紧密相关。
在罗臻毓看来，商业模式并没有太多的秘密，这些所谓的方程式操作起来还是得靠两大因素，一是体系，二是员工。
凯德的体系乃至商业逻辑也并非一成不变。“每个城市和区域的发展都要经过一定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第一波肯定是住房需求，这也是比较容易塑造的产品。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商业房地产可能是另一波。”
从凯德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投资路径的转轨也清晰可见：前五六年基本以住宅及服务公寓“开道”，到2000年，凯德已经琢磨起商业地产。
罗臻毓告诉我们，这一策略的改变也正是基于对中国房地产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研判。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商业基本上是以散售为主，凯德自持的模式多少显得有些“另类”。
“凯德做商业地产不在于把楼盖起来，而是要把物业运作起来，去创造更高的价值。”重资产持有也倒逼凯德启动更多资本平台，这种前瞻性的举措至今让国内房企望尘莫及。
2003年，凯德成立了第一支面向中国的私募基金——凯德中国住宅基金，目前已经截止；时隔两年，凯德又成立了凯德中国发展基金，规模达4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市场的住宅项目，目前仍在有效期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