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撤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后，李嘉诚终于在9月17日晚上首次做出公开表态。他通过长实地产2015年中期报告公开表示，将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内地以“一带一路”为中国主要经济战略，将缔造无限商机，预计香港也将因此受惠。
对于李嘉诚的这番表态，不知多少人是真的相信了？也不知多少人依然不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李嘉诚为什么“跑跑”？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李嘉诚撤资大陆的事情，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问题，就连中国官方媒体也喊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口号，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能让李嘉诚过桥抽板”的说法，让人觉得颇为诡谲。
李嘉诚的出走，一定有多重原因，绝非单一原因那么简单。坊间传闻的种种原因，想必“李超人”听了，都只会抿嘴一笑而已。但他绝不会告诉你，他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李超人”之所以成为高人，就因为他绝不会为了某个单一原因而下大注或撤大注，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综合考虑之后才做出的撤资决定。
既然这样，大家就不要在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做过多无谓的“脑力激荡”了。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这充其量就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已。既然当年可以来投资，现在当然也可以撤资。很多的恐慌和责难，其实都是无谓的。
至于提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官媒文章称，李嘉诚早年在中国的发迹，靠的是权力的关照，因此“李超人”未来还有三大使命未完成，这显然有点过于强人所难了。要让“超人”成为“圣人”，恐怕一件不合人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蓬勃兴旺的大市场里，“李超人”走了，一定还会有“王超人”、“马超人”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值得注意的是，与“李超人”相比，新近崛起的富豪们，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出自中国大陆本土的人士。
当然，鉴于“李超人”的风波及其“教训”，新崛起的“王超人”、“马超人”等人，最好不要再与权力有太多的瓜葛。
“与政府可以谈恋爱，但千万不要结婚。”马云的这句话，大家忘记了吗？
更多地相信马云们
说到“王超人”和“马超人”，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健林和马云。
与李嘉诚相比，王健林和马云等人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成功企业家，他们不仅是象李嘉诚那样的投资家，而且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实业和平台，切切实实地在改变着中国的许多东西。比如，马云对中国人购物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社会互动方式的改变，相当程度上早已超过李嘉诚对中国的改变。
2012年年底，我在北京主持一个论坛，嘉宾是王健林和柳传志。那一次，在我的“煽动”和“挑拨离间”之下，无论是柳传志还是王健林，都充分展示了各自的个性，现场气氛十分活跃，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坛上，我问王健林：“您的万达已经这么成功。您还有更大的野心吗？”
你猜王健林怎么说？他的回答是：“当然有啦。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大地上办一家银行。能让我办吗？如果能，那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
刹那间，全场一片寂静。至少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回答王健林的这个问题。但寂静之后，全场刹那间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
将近三年后，当民营银行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现场的听众，想必都会释然很多了。
至于马云，大家想必都记得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说过，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未来十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更为美好。
马云对中国的信心，来自于他对自己所起家的电子商务的信心，以及覆盖电子商务的互联网和新科技的发展前景。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技术革命的大趋势作对。“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马云当时的这句话，很多人仍记忆犹新。
马云和王健林们等“本土派”未来对中国的改变，一定将超过李嘉诚所代表的“海外势力”，而不管这条改变的路上仍将有多少传统体制和传统思维的障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嘉诚家族撤走就撤走吧，中国人民也该有点自信了。
我们不是老是嚷嚷着要自信吗？怎么李嘉诚一撤资，我们的所有自信也都烟消云散了？这让“本土派”的马云和王健林们情何以堪？
今日中国：成就使人自信，问题使人警醒
但是，话虽这么说，有些认真、严肃的反思还是需要的。
李嘉诚可能永远不会告诉我们，他撤资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以及他是否看到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风险。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一阵热闹过后，就也可以“渲染归于平淡”，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今天的中国是成就与问题兼备，“成就中国”与“问题中国”正在激烈赛跑中。
现在不是又时兴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了吗？很多人一定记得，老人家曾说过一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把这句话稍稍改一下就可变成；“成就中国使人自信，问题中国使人警醒。”
今天的中国在成就巨大的同时，确实存在一系列让人不可忽视的风险。成绩不说不会跑掉，风险不说倒可能不断累积，以致后患无穷。
今天的中国，存在四大风险：一、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三、社会稳定的风险；四、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虽然不知道“李超人”是不是因为这四个风险而撤资，但我下面会给大家一一道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
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相关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只不过，绝大多数论述只是在中国经济的需求面做文章，亦即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但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供给面的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在供给面同样面临“三驾马车”的严峻挑战，亦即劳动力、固定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负面效应将在未来二十年里不断蔓延。因此，未来二十年，中国如何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天下华山一条路，出路只有一个，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提高以创新为主导的核心竞争力。但坦率讲，对这一点，许多人信心严重不足。试想：在一个素来就不鼓励创新的传统教育体系里，在一个素来不鼓励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中，忽然要以创新为主导，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如我日前在《2015年：四万亿翻版正在重演？》一文中所阐述，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整，大概将经历是5-8年的时间。这5-8年里，中国经济调整须完成三大转型：一、经济结构须有第二产业（亦即工业）主导，转为第三产业（亦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导；二、须由生产要素主导转为创新主导；三、须由基建投资主导转为消费主导。当5-8年的经济调整期结束时，上面的三大转型也将相应完成。届时，中国经济一如林毅夫教授所说，还将面临20年的高速增长期。
问题是：在这5-8年的经济调整期，我们的改革能否跟上？若改革能相应跟上，那么前景无疑光明；若改革跟不上，那么前景就将相对暗淡。
而实际情况恰恰是：进入2015年，改革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其背后的浅层原因，自然是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人们无暇顾及改革；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更为复杂。人们只要看一下刚出台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即可大致明白这一点。
如果说，2014年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微刺激，强改革”，那么当2015年“微刺激”已经变成“微强刺激”之后，原来的“强改革”是否也该相应变成“超强改革”？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套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理论是丰满的，现实是骨干的”。
最关键的是：如前所述，由于“人口红利”的下降，中国未来二十年里，都将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问题再多，只要经济在持续发展，一切都可以被暂时掩盖或拖延，过去若干年我们就是这样“拖”过来的。但经济一旦持续下行，那么所有深层的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很多平日没有关联的问题，都将彼此发生逻辑联系，形成一个巨大的“并发症”。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