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李嘉诚回应跑路风波，表示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李嘉诚旗下所有公司注册地都已迁离中国，近三年套现国内资产金额达上千亿元。
其他外资，也已经形成一股“跑路潮”，“全球企业家训练营”搜集的资料显示，松下、富士康、三星等外资企业已经加紧逃离中国。
“爱国者”在批评李嘉诚们是负心汉，“过河拆桥”时，往往寄望于民族企业的坚守，事实上，中国的所谓民族企业如华为、联想、TCL、小米、酷派、vivo等，也在“逃离中国”。
比如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今年3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曾透露，TCL今年将在巴西和印度建立自己的工业能力。而国内一线手机品牌厂商早就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
为什么备受关怀的中国民族企业也要跑?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丧失殆尽，成本之高直接往美国身上靠。据2014年8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制造业成本变迁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为100，中国则为96，只比美国低4个点。
在我们的印象里，美国人工成本高啊，制造业成本肯定不低。所以，粗看这个数据，我确实被吓萌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成本这样高，直奔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怎么就敢跟发达国家这样拼。
两者的成本差距如此之小，美国制造业公司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门口设厂，而要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设厂呢?又为什么不将设在中国的工厂搬回国内呢?就像松下将在中国生产家用电器的一些工厂直接迁回日本。
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再怎么增长，目前也难以超过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2001年，中国产业工人工资只有五六百元，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1/20至1/30。现在，中国普通工人工资普遍涨到三、四千元，涨了七、八倍，加上占工资近一半的社保，也仍然不及十多年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水平。
但中国的其它成本则不断攀升，或是居高不下，包括房价、用地、水电、税费等等。尤其是税费太高，美国消费税也就9%，中国一个增值税就干掉17%。联想的杨元庆有一次在全国两会上叫屈，“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中国玻璃大王、福耀玻璃创办人曹德旺也曾抱怨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税负太高，我们赚一块钱，要缴一块一的税。
国内税收这么高，制造业成本大增，那还不如跑到国外去生产。相比之下，东南亚、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制造业成本优势十分明显，已经抄了中国的后路。拼成本，你不能让工人再拿去五六百元一个月的工资吧，也不可能违反劳动法，不给工人办“五险一金”。在权利觉醒的今天，这样做只会闹出事来，企业一旦摊上群体性事件，必然筋骨大伤，活命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说发展。企业伤不起，只好逃之夭夭。
过去十多年，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主要依靠低工资、低福利，并不是政府大幅缩减了税收(对外企曾经给过税收优惠)，这个可以从每年财政增速大于GDP增速看出。
现在，要降低工人工资、福利已无可能，唯有靠降低税收——制度性成本，或可重新吸引外资，避免将自己的民族企业也赶跑。说到这，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低税收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不仅在国与国之间如此，一国之内亦如此。学者周其仁先生就讲过一个例子，说为什么那么多公司愿意到前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做生意?因为自由贸易区把制度性成本给降下来了。
能不能将中国变成一个自贸区? 要跑，总是拦不住的。我们不必用道德去指责企业为什么逃跑，而是多想想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留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