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终于公开驳斥撤资“指控”。李嘉诚表示，离岸设立公司，目的是为了让企业取得更现代化架构和更高效运作模式。他个人在重组过程中，并没有减少持股比例，也没有从中套现。
回顾事件本身，9月初，国内某智囊机构撰文呼吁，“别让李嘉诚跑了”。该文直指李嘉诚过去20多年在中国依靠地产积累的巨额财富并非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因此不能想走就走，而须为其之前的获益支付代价。在持续近2个月的不断的争议之中，人们得以重新审视李嘉诚的财富积累路径及其商业帝国资产的多元化全球布局。据一名在香港与多家大型房企保持紧密联系的市场人士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透露，“李嘉诚并非逃离大陆，而是在观望，从投资角度更倾向于房地产市场更透明的欧洲市场”。对此，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中心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黄峻表示，“然而，李嘉诚的出走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深层的原因是李嘉诚对国内土地市场的担忧，未来应该解决国内长期以来的土地财政对于房地产的影响。”
争议“撤资”
当前，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下称“长地”)旗下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在建综合体世纪汇正在寻找买家，项目报价接近200亿元。据悉，世纪汇广场是长地在陆家嘴最后的自留商用物业。
这被视为李嘉诚在内地资产抛售的继续。
这场资产抛售始于2013年，资料显示，长地的内地地产业务从50.9%降至19.3%；两年抛售内地及香港资产套现金额超千亿元人民币，其中抛售的资产涉及地产物业、港口、能源等。
据长江实业2014年年报显示，该集团于内地的地产业务发展确实在放缓，相关收益跌幅明显，其在中国内地业务的比重开始减少。而自2012年5月份购入上海一块住宅用地之后，李嘉诚近两年在内地已经鲜有拿地记录。因此，也就有了文中前言提到的李嘉诚撤资的说法。
李嘉诚在公开回应中表示，过去两年，集团对全球地产业务持审慎态度，加上内地房地产方面，部分城市出现供求失衡风险，故减少买入土地。李嘉诚说，减少房地产的投资比重，不等于不投资内地。
然而，据公开消息整理显示，9月初，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与电能实业有限公司合并，成立长江基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嘉诚的商业帝国目前共有15家上市公司，长和、长地、长江基建等公司注册地均在海外，一旦电能实业成功并入注册于百慕大群岛的长江基建并退市，李嘉诚旗下注册地为香港的公司仅剩长地旗下的三家资产管理公司。
当下恰逢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李嘉诚的迁册行为无疑太过刺眼，也因此招致争议不断。
李嘉诚的走未必是坏事
黄峻指出，“如果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李嘉诚这些决定选择的时间点是极佳的。”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原来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变化为中高速增长。虽然房价仍旧保持升势，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在今年已经明显放缓；很多中小城市都有大量的存量商品房。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土地出让收入比去年同期已经减少了超过一万亿，下降38.4%。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已经不只是李嘉诚在减少拿地了，只是他比剩下的地产商的动作更早、更为果断。
反观香港，因为内地赴港游客持续减少，今年1～7月香港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8%。游客减少让香港极高的租金成为商户的巨大负担，很多商铺选择关闭。如果游客数量持续减少，香港的高租金将难以持续。
据统计，李嘉诚自从2013年以来累计在内地抛售各类资产超过800亿元，他选择把拿到的资金投资到当时还处在债务危机泥淖中的欧洲。
李嘉诚选择在欧洲市场最为低迷的时候“抄底”，也是商业决策。西班牙电讯2006年收购英国移动电信运营商O2的价格达到了180亿英镑，而9年后，李嘉诚买入的价格要便宜近80亿英镑。
今年2月和记黄埔的公告显示，欧洲业务占到了公司2014年营业利润的42%，占比高于2013年的37%。2014年中国内地和香港业务加起来只贡献了30%的营业利润，与欧洲业务的差距较之前几年显著扩大。欧洲业务的贡献在2013年首次超过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
李嘉诚的“走”，说白了是一个地产商的出走。这是个坏消息吗？当然不是，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绑架”很久了，李嘉诚的“走”应该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松绑，对转型中的经济甚至可能是个福音。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需要松绑，需要卸下房地产这个包袱，这样成本才能降低，社会才能更具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的再出发才能得以实现。
土地财政的缺陷
1998年中国房改之后，房地产市场都是一种“野蛮生长”形态，李嘉诚当年“顺势而为”的提前低价囤地捂盘式的开发方式，或许才是那个时代最便捷、最保险的赚钱模式。而近几年，受制于政策收紧，以及业内流行高周转，开发商的日子再也回不到1998至2010年间的高利润时代。
从李嘉诚认为香港投资机会减少、内地地价太高来看，对香港和中国经济的忧虑，主要源于内地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导致房价高企，而地方债务危机又可能造成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使房地产行业风险加剧。
财政部数据显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即俗称“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在2015年1~4月甚至达到32%，而在2013年这一数据曾接近60%。同时，还有一个往往被市场忽略的点：地方财政除了出让土地的出让金收益，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可支配收入”——房地产的转让税收，这部分往往被研判市场的忽视了，其实数目同样是惊人的。
相关数据显示，综合起来，直接与间接的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多在60%以上，有部分城市可能高达75%。
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是土地市场下滑的原因，这也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2015年1~4月，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同口径增速仅为2.1%。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康表示，由于相关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约束和管理不到位，这种出现严重偏颇的“土地财政”，不具备可持续性，且在不断积累一些棘手的社会经济矛盾。“土地财政”为人所诟病之处，首先在于地方政府过于倚重土地批租收入。“有畸重，便难免有畸轻，并产生矛盾和问题。”他强调。
贾康认为，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城镇化目标，与近年房地产市场内部的市场因素变化，必然导致房地产市场结构性变化，而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会逐步下降。但是，土地财政也是一种过渡形态，在经济发展目前的阶段，必然存在，而且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黄峻表示，“我国还是要建立类似发达国家不动产税的房地产税制度，以及对住房保障制度进行一些改革，例如用货币化补助中低收入家庭的方式，逐步取代部分实物化的保障房建设。”其实住房登记制度的完善，也是为房地产市场政策转变进行提前的部署。当然，关于房产税市场舆论或许有些误解，其实，如果通过房产税来专款作为地方城市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就可以减少地方财政对卖地收入与房价的依赖。
黄峻强调，“拿地捂地赚大钱的时代应该被淘汰，现代市场经济的房地产不是这个玩儿法，没有专业的营运、前瞻的眼光，不可能适用新的市场要求。健全土地财政制度，才能为房地产的泡沫可控、经济平稳奠定政策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