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开工伊始，一个乌龙消息，让宝能与万科之间历时半年多的诉讼浮出水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发现，万科工会诉宝能系“增持万科无效”一案目前仍在审理中，立案地是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事实上，从宝万之争一开始，关于宝能系万能险买股、高杠杆融资、资管计划增持等行为的合法性争议一直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空白或灰色地带，更让争议纷繁芜杂未有定论；而截至目前，监管部门除了问询和谴责之外，并未对当事各方做出实质性的定性或处罚。
对于万科公司和管理层来说，虽然目前华润退出深铁接盘，宝能、恒大宣布退守财务投资，股权之争似乎告一段落，但宝能与万科诉讼未决，在即将到来的董事会换届选举中，宝能系是否具备合格的股东资格？是否可以行使提名、表决等股东权利？在锁定期满之后，宝能又将做何选择？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多位金融、证券、法律界人士认为，宝万之争亟需从规则和法律角度得到彻底解决；该事件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缺位和法律空白，也应完善和补充。
宝万诉讼进行时
2月6日是春节后万科公司的第一个上班日，不少万科人却被一个乌龙消息搞得心糟不已。
当晚传出的消息说，“万科工会诉宝能增持万科无效”一案已获法院判决，不过很快便被证实这是一个假消息。
2016年7月，万科工会以损害股东利益为由提起诉讼，被告分别为宝能系下的钜盛华、前海人寿，以及南方资本、泰信基金、西部利得基金。
万科工会诉称，宝能系在增持万科A股中存在信息披露违规，其首次举牌后的增持均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其持有的万科A股股票不能行使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及其他股东权利。
对此，宝能方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认为该案标的金额巨大，且涉及上市公司投资者增持股票的合法性审查、上市公司投资者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的行使等新类型法律问题，应由广东省高院管辖。
目前，深圳市中院已就管辖权做出终审裁定，案件仍由罗湖区法院管辖。而对于案件本身，仍未有定论。
广东信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茂荣表示，裁定只解决了程序性的问题，而判决才解决实体争议问题。2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广东法院网查询发现，万科工会诉宝能案正在一审审理中。
目前，证券市场人士多引用上海新梅一案认为，万科工会诉宝能系的成功概率不大。
在该案判决中，上海一中院认为，虽然证监局对举牌股东涉嫌超比例举牌未公告的行为给予处罚，但交易行为仍然有效；而持股被告的股东权利是否应当受限，要看被告是否已经完成了被责令改正的违法行为。
不过，这并不代表责任主体能够免除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在宝万之争中，截至目前，监管机构除了保监会暂停前海人寿的万能险业务之外，并未有针对宝能增持万科的违规定性或行政处罚。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指出，在宝万之争发生时，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保险资金进入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比如明确它是没有投票权的财务投资者。当时的法律是有瑕疵的。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教授刘燕也认为，市场对宝能的质疑，针对的主要是直接持有万科股票的险资和资管计划。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结构化资管计划法律地位不明。
上述因素，让法院在判决时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也是法院迟迟未能作出判决的原因。
宝能会退出万科吗？
撇开宝万之间的诉讼不谈，实际上，宝能系在万科股权争斗中已经处于劣势：一边是险资监管风暴的深入、另一边万科成功拉来深圳地铁做同盟，宝能已陷入被动。
在深圳地铁入局以后，去年7月13日，宝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万科健康稳定发展，并将自己定义为“财务投资者”，这与其举牌时所说的“战略财务投资者”不同。
接近万科和宝能的人士认为，前述诉讼对于万科来说，其也能预料到可能败诉的结果，这本来也是公司当时狙击宝能的一种防御性手段。
张茂荣认为，由于案件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未有生效的判决，所以目前只是一个单方的起诉行为，对于万科股东大会、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正常召开及表决是没有影响的。
而对于宝能来说，在即将到来的3月，其是否会行使股东权利提起召开股东大会，或者提名换届选举的董事会人选？
这种可能性正在变小。据财新报道，宝能对万科早已萌生退意，但仍未有成熟的退出方案，作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宝能持股需有一年锁定期，因2016年7月万科A股复牌后仍有增持，锁定期至少需到2017年7月。
张茂荣表示，宝万之争中，万科采用了行政途径与司法途径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出击，即使采用“举报信”的行政路径无果，但万科工会的民事诉讼必然会有结果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张茂荣认为，宝万之争影响力巨大，处于全民的关注下，已成为社会公共事件。社会大众希望增强法律审理程序公开化与透明化，做充分的信息披露，最终以符合法律和规则的方式使这场纷争得以解决。
多位金融和法律界人士指出，宝万之争也反映了三会分立导致的金融监管“飞地”，以及相关险资投资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法律空白等问题，宝能等行为虽在游戏规则范围内，但对于万科来说却可能是危险的。
刘燕也指出，金融监管的目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与公司法上判断险资或资管计划买入的股票是否有表决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监管层可以从引导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角度出发，限制险资或结构化资管计划涉入恶意收购大战，或者限制其在特定情形下的表决权。
这种政策导向需要通过立法来实现，如同我国台湾地区2007年《保险法》修改，禁止险资谋取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或者美国上世纪80年代后针对杠杆收购的立法，限制养老金、险资、储贷协会等机构投资者买入垃圾债券的比例。
1月24日，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险企投资单一股票账面余额不得高于总资产5%、权益类投资余额不高于总资产30%；此外，保险公司涉及上市公司收购实行事前核准，严禁险企与非保险一致行动人收购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