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8年奥运会日趋临近，北京的“奥运经济”进行得如火如荼，各种体育场馆、交通设施建设和大规模绿化改造进入冲刺阶段，各大商家也摩拳擦掌，为争食数以千亿计的“奥运蛋糕”做好了各种前期投入。
这种大规模投资让北京的各项经济指标全线飘红。2003年以来，奥运经济对北京的经济增长贡献已超过每年2个百分点。2006年北京经济增长率达12%，连续第8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房价也节节攀升。而根据奥运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大规模的投资高潮会出现在奥运会举办前的两年内，所以2007年北京经济很可能更上一层楼。
但欣喜之余，也引发了人们对北京面临风险的忧虑。毕竟，15天风光过后，奥运主办城市甚至承担了30年债务的情况，真实发生过。而纵观现代奥运史，几乎没有哪个主办城市完全摆脱了所谓“后奥运经济风险”。
“蒙特利尔陷阱”的幽灵
加拿大蒙特利尔体育中心是当地居民永远的骄傲，它已成为奥运史上最富象征性和纪念性的标志建筑之一。但同时，这座建筑也承载着蒙特利尔居民心中挥之不去的苦涩记忆。
1976年那届奥运会，实际投资完全失去控制，花费了24亿美元，超出预算近20倍。体育中心的建设投资超出预算6倍，工期一拖再拖，以至于最初构思的用电钮操纵顶棚，将其变为室内运动场这一设计，直到1985年还未完成。
这届奥运会被称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蒙特利尔纳税人的噩梦”，亏损达10亿美元以上。奥运会后，蒙特利尔公民承担了一个新的税种——奥运特别税，而且一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还完1976年欠下的债务。而此时，体育中心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体育场顶棚需要更换，蒙特利尔市政当局仍需拿出一笔不小的资金。
它还给蒙特利尔公民留下了长期的心理阴影，使得市民不愿再为耗资千万的重大体育比赛提供资金，这在2005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举办权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明显。2005年1月，国际泳联剥夺了蒙特利尔市的举办权，因为该届世锦赛在规定的准备时间内仍存在1460万美元的财政缺口，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又明确表示不可能拿出钱来支持蒙特利尔。蒙特利尔组委会负责人、59岁的德罗什因此备受指责。同年2月2日，被压力压垮的他在自己的灰色奔驰车中饮弹自杀。
在积极争取和斡旋之下，蒙特利尔最终于2月10日重获举办权。7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于30年后再次出现在蒙特利尔体育中心。相信那一刻，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个奥运史上的专业术语——蒙特利尔陷阱。
蒙特利尔的遭遇震惊了全世界，以至于主办奥运会成为令人生畏的难事，鲜有人问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筹委会主席彼德·尤伯罗斯，被公认为是“创造了另一个奥运会纪录的人”。在既无政府补贴，也不能增加纳税人负担，同时还不能发行彩票的情况下，尤伯罗斯通过一系列开创性的商业手段——出售电视转播权、寻找企业赞助商、租让营业权、预售门票、压缩开支等等，用5亿美元顺利地举办了奥运会，还史无前例地盈利2.5亿美元。
奥运经济自此初现端倪，奥运主办权成了受追捧的对象，奥运会也从此成为一个诱人的大蛋糕。
正当人们已逐渐淡忘“蒙特利尔陷阱”之时，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却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它的记忆。冬奥会后，长野经历了一场被称为“后奥运综合征”的经济减速。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下滑了30%，创下了211家企业破产的纪录，其衰退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后日本大衰退时的全国平均水平。
同样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有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近50年来，希腊可能是承办奥运会的国家中最小的，却偏偏承办了“9·11”后的第一届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的昂贵和对安全的要求可谓历史之最。应该说，雅典圆满完成了任务，赢得了荣耀。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雅典奥运会在安全费用方面的支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近6倍，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50倍。虽然希腊政府将奥运会的预算从23亿欧元增加到57亿欧元，仍无法填补日益失控的开支。根据希腊负责奥运事务的文化部代部长佩特拉里亚女士的言论，雅典奥运会的总开支可能是160亿美元，几乎是提高后的预算的3倍。
巨额开支直接导致希腊政府在2004年的预算赤字高达6.1%,比欧盟规定的最高标准超出两倍还多。希腊政府近期已承认，举办奥运会的成本“短期内”不可能收回。尽管面临欧盟多次施加的压力，希腊政府至今也没有公布其对雅典奥运会补贴的具体数额。但据最保守的估计，每个雅典居民至少要为这15天的狂欢承担10年以上的债务。
难以摆脱的“奥运低谷效应”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引入商业化运作以来，奥运会主办城市悲惨到蒙特利尔那般境地的确实相当罕见。然而奥运史上还诞生了一个情况类似只是程度略逊于“陷阱”的专业术语——奥运低谷效应。这一效应鲜有主办城市能够避免，即便是悉尼，一个主办了被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称赞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的城市。
所谓“奥运低谷效应”，是指奥运会结束后，受需求不足制约，举办地出现的经济不景气现象。奥运经济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学界将其分为前奥运阶段、奥运阶段和后奥运阶段。
在前奥运阶段，由于奥运场馆和其他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幅增长，经济发展相当强劲，特别是在奥运举办前两年内。在奥运阶段，由于人流的大量涌入，带动了强劲的消费需求，经济也因此生机勃勃。但在后奥运阶段(一般是奥运结束后的3年左右)，经济却常常出现衰退，步入低谷。
“最成功”的悉尼奥运会，其奥组委在奥运会结束后将筹备经验编辑成文字，以3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国际奥委会，创下了奥运史上将奥运主办城市经验作为知识产权出售的先例，但它也未能避免“奥运低谷效应”。有人笑谈，如果悉尼奥组委晚两年出售经验，在资料中加入对悉尼为何陷入“奥运低谷效应”的分析和总结，那么价格至少可以再翻两番，雅典奥运会的损失也会小很多。
在2000年奥运会结束之后，悉尼所在新南威尔士州的GDP增长率便出现小幅下滑，直到2003年仍未有明显起色。投资大幅下滑，房地产业衰退也很明显。1993年到1999年，悉尼的房价持续上升，城市房价平均每年递增10%以上，主场馆周边地区的房价甚至在3年内就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接近40%。而奥运会之后，房地产市场即出现大幅度下跌，一片萧条，延续了两年有余，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同样尴尬的还有体育场馆利用情况。拥有11万个座位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在2002年只举办了8场比赛，2003年稍好一点，1月至10月共举办了24场各类比赛，观众总数为近87万人。网球中心则除了每年1月份的Adidas国际锦标赛，很少有其他重要的比赛可以举办，最后不得不与穹顶体育馆、娱乐中心争夺本来就少之又少的舞会、音乐会等活动。水上运动中心则靠举办嘉年华和公司活动为生，平均每年亏损300万澳元。体育场馆附近的旅馆，平均入住率只有30%。
在商业上比较成功的1992年的巴塞罗那、1996年的亚特兰大，也都出现了“奥运低谷效应”，尽管其经济衰退不能全归咎于奥运因素(尤其是巴塞罗那，当时西班牙全国和整个欧洲都出现了经济衰退)。
即便是被公认为带动了韩国“经济起飞”，赛后头两年未出现明显“奥运低谷效应”的1988年汉城(首尔)奥运会，其经济增长率也在1990年后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同时，奥运会前对汉城(首尔)新区的开发热潮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直到1992年房地产价格才出现下降趋势。1995年后，下跌更为明显，许多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而被迫中断施工，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委托给第三方处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其缩水30%至70%。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奥运会主办城市在规划阶段就已有意识地规避“奥运低谷效应”，但仍未获得一个完美的结局。规避此效应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面临潜在风险，北京可否创造奇迹？
“奥运低谷效应”源于奥运投资需求膨胀所带动的远期需求急剧萎缩。而根据北京市发改委预测，2004年至2010年的7年内，北京市投资总额将超过1500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奥运会前几年完成。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北京也不例外，投资需求的波动必然会影响北京经济的稳定增长。
北京奥运会总投资预计超过350亿美元，占到自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包括北京奥运会)投资总额的43%以上；奥运会所需新增建设等直接投入超过170亿美元，占同比的48%以上,是雅典奥运会的2.1倍。而且，近几届奥运会都出现了严重超支的情况，北京也不容乐观。而“后奥运经济风险”产生的原因之一便是奥运会的直接投入和奥运会需要的新增投入占总投入偏高。
历届奥运会数据显示，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的比值越接近1，主办城市产生经济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比值是0.923，赤字高达15亿美元；莫斯科奥运会的比值为0.8，赤字达到6.91亿美元；雅典奥运会该比值为0.916，当年希腊的财政赤字上涨0.7%。而北京奥运会直接、间接投入比率高达0.94，比奥运史上经济风险最严重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还高0.2个百分点。比照历史，确实让人为北京捏一把汗。
北京市目前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建筑业、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及软件业、金融保险业、化工业和房地产业，这6大行业的GDP合计占了北京经济总量的44.3%以上。同时，这些行业产业关联强度高，其中4个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大于1，超过了国民经济产业间的平均影响力。而根据悉尼在奥运会后的行业统计数据，建筑业增长速度由奥运会前的1.8%下降到奥运会后的-0.18%，降幅高达1.98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由奥运会前的增长0.34%变为奥运会后的下降0.02%；金融业由奥运会前的增长0.27%变为奥运会后的下降0.03%。如果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