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昌：我与复星走到今天的6个“为什么”

为什么读哲学系？

感谢小平、感谢改革开放，让我吃饱不饿肚子、让我能用努力考上大学。也感谢母校复旦、复旦哲学系，让我这个农家子弟成为了今天的郭广昌。

我老家是浙江横店，山比田多，当年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不过我是幸运的，因为人生中最关键的少年时期，改革开放来了。靠着分田到户，虽然还是粗茶淡饭，但我总能吃饱了，也没有耽误我长身体；因为恢复高考，让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考上大学，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来到大上海。所以这四十年来，我一直深深感恩于小平、感恩于改革开放，希望能更好地回报我们的国家、社会。这是我的初心，我一直牢记于此。

因为有了这份初心，当年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国家要有更加伟大的未来，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开放，首先是要解放思想。如果未来我能够为解放思想做出贡献，那我就会是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抱着这样的想法，我非常认真地将复旦哲学系作为了大学专业的第一选择。

可能有人说哲学是无用之学，的确在哲学系的学习是没有教给我任何一项基础的技能，但它教会了我思考和学习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哲学学习要求多读书，而且是没有限制的阅读，这让我对社会、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涉猎和理解。正是因为我的大学生活与书为伴，所以特别充实，也让我的内心特别丰富。而也正是因为有了广泛阅读的基础，让我有了更多对个人、对社会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思考。

而在我当年所涉猎的众多书籍中，就有这样一本，对我的影响颇为深远，那就是《礼记·大学》。其中许多的哲学思想，都成为了我之后的立业之本。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我思考良久。人们常说，大学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并确定的时期。我想着，作为一个处于改革开放之际的中华男儿，我的未来之路当在何方。

为什么要骑自行车到北京和海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年多的校园生活过后，从没出过远门的我在心中一直酝酿着要出去看一看的情绪，校园外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断吸引着我。

1987年暑假，我终于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决定去看看我们的首都。可怎么去？那个时候兜里是真没钱，在学校做点小生意勉强可以养活自己读书，但出门的路费真没着落。想来想去，好在我时间充裕，就决定一路骑自行车去北京；而路费，则来自于我一个好朋友的当厂长的妈妈，给了我200块钱，支持我实现去北京的梦想。

抵达北京后，我就把自行车卖了，用来换回程的旅资。回程路上，我特意绕道去青岛，而且从那里坐船回上海也更便宜。结果谁也没想到，在青岛我还发生了一段今天看起来略为神奇的故事。

我到了青岛，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回上海的船票。可买完票，我发现身上的钱只够吃顿很简单的饭，或者是买瓶青岛啤酒。那时候青岛啤酒已经是中国名牌了，特别稀缺，而我在复旦，能和同学分着喝一瓶光明牌啤酒，都能高兴半天。我就想，来了青岛无论如何都要奢侈一把啊。所以我一下狠心，就不吃饭、在码头睡一晚，最终喝上了青岛啤酒。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以后能天天都喝上青岛啤酒，那就太爽了！可谁想，现在复星已经成为青岛啤酒的第二大股东，“复星高照 鸿运当头”啤酒也成为了复星同学们最爱的饮料之一。想想这一切，改革开放让我们有了面包、也有了啤酒，这是最伟大的力量。

去了北京的第二年，海南正式建省的消息传遍了中国大地，那时复旦校园里有很多人想要去看看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我也不例外。于是在这一年，我又有了一个自行车旅行的计划。

1988年的暑假，我和12名同学从上海出发，拿着永久自行车厂赞助的3000块钱和复旦大学团委的一封介绍信，沿着东南的海岸线一路骑行到海南，因为当时我国的5个经济特区都在这条线上，所以我们一边骑行、一边调研，一路骑行了3000多公里，到达了海南。

我此刻仍清晰记得当时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和自己感受到的震撼。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时代的力量吧。当时我们在海南呆了六七天。“闯海墙”前日日都是人头攒动。很多“海漂”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哪怕基础设施非常不发达，整个海口只有一个红绿灯，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机遇，并愿意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拼搏。因为这次旅行，我也在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总有一天我会再来寻找一片属于我的土地！”

1个多月前，我再次到海南三亚，见证海南旅游3.0的标杆——三亚亚特兰蒂斯盛大开业。我已经忘了那天是如何在仪式上完成发言的，后来许多朋友告诉我，台上的我曾数度哽咽。我想，三十年前的种子从扎根到萌芽、再到成为今天这拥有1314间客房、亚洲最大的水族缸和精彩绝伦的水上乐园与海豚湾的亚特兰蒂斯胜境，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和爱，我也已期待了太久。

为什么创立复星？

感谢改革开放，让我获得了改变自己人生的机遇；感谢上海，这座开放的城市，给予了我们几个初出校园的“外地人”更多的包容。所以，我也决心用商业的方式，创造价值、回报社会。

大学毕业时，我特别感激复旦老师的信任，给了我一个能留在上海、留在复旦当老师的机会。我也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有一份在上海的稳定工作，对我的家庭来说已是远超预期；同时还能够报答母校的培养之恩，两全其美。

当时，作为团委老师，我依然还生活在校园这座象牙塔之中，工资不高但时间充裕，还可以做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特别是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所以在这期间，我一直关注着外面的社会，关注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建设。

可时间长了，我又开始思考，这股变革的浪潮已开始袭卷中华大地，而我仍停留在纯粹的“修身”，我的未来当在何方？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校园里做一些小生意来支持我完成学业，同时又看到校园外商业对于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所以就想着能否以从事商业的方式投入到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当然说实话，在最初有从商的想法时，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没多大，想着至少能通过商业改变自己家的生活条件，达到“齐家”的境界，就知足了。

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感召，我毅然决然地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复旦同学一起，开始了真正的“下海”历程，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大潮中。那时候，我们的启动资金只有3.8万元人民币。

决定容易做，可我和我的伙伴们不得不面对复星一无所有的尴尬境地，我们一无人才、二无市场、三无资金，真可以说是一个“三无企业”。怎么办？我又想到了我的“老伙计”——自行车。

当时，刚刚进入上海市场的一家公司正招标寻找咨询公司为它出谋划策。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后，我们竞标成功，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天天骑着自行车到街头发放调查问卷。记得当时我还被治安巡逻员扣下过调查问卷，并被带到街道治安管理办公室，经过一番解释，才拿回了两袋子问卷重新奔赴街头。好在我们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元祖食品非常满意我们的市场调研，也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后来，我们陆续又完成了几单调查报告，也证明我确实能够通过商业的方式养活自己，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再后来，我们有了更多来自复旦的同学加入，尤其是其中好几个还是生物遗传学专业的。因为他们的加入，复星拥有了第一款实体产品——PCR乙肝诊断试剂。

不过有了好产品，渠道还是得一点点打开。我还记得当年我跟汪同学（汪群斌）通宵坐着绿皮火车的硬座、满中国去推销的情景。

现在想想，那时候就是复星产业的开端，我们正式进入了生物医药领域，开始在产业上深耕细做，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进行技术投入和研发创新，真正将产业运营和科技创新作为复星发展的驱动力。于是，就在我们日夜奋斗的不知不觉之间，复星已“立业”。

而正因为看到了商业和科技创新带给人们的健康和快乐，我们将《大学》中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言改为了“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以此作为我们复星的使命和价值观。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边，依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未能安居乐业，需要我们通过“立业”去“助天下”，帮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复星决心实业报国最真实的写照。

为什么要参与混改？

改革开放的股份制改革让像复星这样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紧随其后的中国资本市场与混合所有制的兴起则让复星有机会深度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分享并成为中国高速成长的一部分。

1986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一张股票赠予来访的时任美国纽交所主席约翰·范尔霖先生，以表示要将上海打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那个时候我绝对想不到在12年后，我们复星会成为上海首家上市的民营企业。

记得当时，IPO还是实行总量控制的审批制。那时的上海市政府以及计划委的领导听取了复星的汇报后，对我们这家大学毕业生创业投入医药自主开发公司评价很高。1998年，为了支持上海本地科技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出于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上海市政府就将一个IPO的资格给了复星。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市政府能把这么好的发展机会留给了我们这几位初出茅庐、创业不过几年的大学生，我们还要感恩上海这座城市给予我们的包容，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复星实业（后更名为复星医药）”的成功上市为我们提供了产业高速发展的资本。而当时正逢国企大面积亏损、债务重组、去过剩产能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上市融得的资金让我们有能力参与到国企改制的历史进程中，从而让国企重新焕发活力。

2003年，我们与中国医药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了国药控股，其中复星出资5亿元现金占比49%，国药集团则以医药流通业务的存量资产出资占比51%，这是中国医药商业领域第一家央企与民营企业联合成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当时国药的医药流通业务正面临不小的运营困境，但我们看好它在全国跨省市的销售网络，这与我们制药业务可以很好地协同。

随着我们的加入，许多市场化的管理理念包括决策机制、市场意识、管理方式、激励机制等被引入到公司，且成效显著，国药控股在随后几年销售额几乎年年激增。作为非控股股东，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负责任的长期战略股东，即不越位也不缺位。

2009年，我们还帮助国药控股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当时自2000年以来全球医药行业最大规模的IPO。如今国药控股的销售规模已突破2700亿，对比第一年的80亿，增长了30多倍，并成为中国最大、全球前三的医药分销与供应链服务提供商。

像这样成功的“混合”样本，我们那时有很多，尤其是在医药产业，包括像重庆药友、江苏万邦、桂林南药等等，它们都已成为中国医药行业重要的创新引领企业。其中像桂林南药研发生产的青蒿琥酯注射剂，是唯一通过世卫组织认证的重症疟疾治疗药物，过去10年已在非洲挽救了超过2000万患者的生命。

回顾从98年上市到现在，我们也对复星医药的发展、创新实践感到非常自豪。在参与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上，我们9年前自主孵化的生物医药独角兽——复宏汉霖的首款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HLX01正式通过了临床试验三期，即将成为国内首个上市的生物类似药；我们的小分子创新药研发平台——重庆复创已经有四个创新药进入了临床阶段，一年内将有六个产品同时在中国和美国上市；我们还先后整合了美国、英国、印度等全球优质的医药研发和制造资源。扪心自问，我们没有辜负当年上海和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期许。

当然除了医药之外，我们通过相似的方式也开始逐步进入别的产业，比如南钢、豫园等等。2016年，由我们牵头的民营联合体与浙江省政府签署协议，以PPP方式共同建造总投资预计达到462亿元的杭绍台高铁项目，这是中国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让政府、国企和民营企业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互补，这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立将大大提升覆盖地区的城市功能和效率。

通过紧跟国家产业发展和人民需求升级的脉搏，复星至今已参与了三十多个混改项目，从公司治理、战略制定、资本对接、运营管理等多个层面为合作的国企和央企注入活力，实现多方共赢。通过混合所有制，我们受益于中国成长的动力，实现了自身产业的迅速扩张，从最初的医药、地产发展到钢铁、零售、保险等多行业，成为了一家多元化产业集团；通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改善运营，我们的产业基础也逐步夯实，战略眼界逐步放大，为之后的全球化战略打下了基础。

而且，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我们从事每一个产业时都是扎扎实实、步步为营，不烧钱，不为了大而大，只要我们重视人才的任用和选拔，这种产业的耕耘就可以扎得更深、融合得更宽，客户所获得的服务也将更便捷、优质。我越来越确定，这便是复星的“立业”之本。

为什么要全球化？

如果你想在全球发展，一定要了解中国，因为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你想在中国发展，一定要了解全球，因为中国此时已非常国际化。这是我对未来商业的一个最基本看法，同时拥有了中国和全球的动力，将是未来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力之一。

2007年是复星全球化的元年，也接近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随着成功在香港上市，我们首次踏入了一个国际资本市场，采纳国际标准的财务和会计制度，接受全球投资者的检验，也将自己的视野放眼到了全球。

那时候我觉得，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企业都来中国了，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走出去”，没有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就没办法跟别人竞争。所以复星在那时提出了全球化战略，而且我们相信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全球经济在接下去的数年陷入衰退。由于当时中国全球化的步伐还较为谨慎，真正“走出去”的企业还不多，故而受到的冲击也比较有限。反倒是大量海外资产出现估值深度回调，由此产生了大量价值错配的投资机会。

然而，即使机会不少，海外投资依然风险重重，尤其是当时复星在海外投资领域还是一名“新学生”，不仅找标的不易，评估标的价值更不易。所以我们初期只是在海外二级市场上试水一些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中国优秀企业，因为至少在评估中国企业时，我们是有底的。此时，复星急需一位领路人把自己“领进门”，帮助自己在海外尽可能地多“排雷”。

同时，在战略层面，我们“走出去”并不是为了低买高卖，而是希望借力中国消费市场的崛起，把海外优质的品牌和产品“引回来”。我觉得，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政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市场经济的运作和管理经验，中国多年来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国内逐步释放的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将为复星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劲且持久的动能。作为“中国专家”，我们要善用“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

2010年初，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首先加入复星担任董事会顾问，分享他在世界500强企业和政府部门高级行政工作的经验。然后，复星与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凯雷投资集团宣布在全球展开战略合作，共同聚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机会，并成立了中国首支外商投资的合伙制基金。通过和国际领先的个人、团队合作，复星开始在全球化投资、融资、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等各方面向国际一流企业对标、学习，逐步向成为一家全球化企业迈进。

很快，我们也迎来了复星有史以来第一笔重大的海外投资——法国旅游度假连锁集团——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在这之前，复星从未正式涉足旅游业，为了这笔投资，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发现全球旅游产业非常庞大，尤其是休闲度假这一旅游产业的大头，在中国几乎为零。于是我们决定把国外的品牌和经验引进来，帮助中国在旅游供给侧方面做一些事。

当时的地中海俱乐部已经连续5年亏损，对于来自中国的我们，陷入困境中的董事会同意让我们以小股比参股，但要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因为说起旅游产业，当时的我们不及他们专业，但要说中国市场，我们多年产业运营所积累下的知识和资源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2010年，仅仅在我们入股后六个月，我们就成功帮助地中海俱乐部在中国黑龙江的亚布力开出第一家度假村。这次高效的合作让高傲的法国人对我们刮目相看，信任也在彼此间建立起来。

之后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帮助他们在中国扩张，中国游客数高速增长，很快中国便成了其法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与此同时，对旅游产业已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和认识后，我们于2013年对地中海俱乐部提出私有化控股，并于2015年私有化完成。通过我们的管理输出与资源赋能，地中海俱乐部在私有化后成功扭亏为盈，近三年度假村经营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6%。

在整个地中海俱乐部项目中，从接触到参股再到私有化，通过与全世界最好的投资机构和个人合作，我们一直在了解、学习和钻研，探索全球化的路径和方法，积累人才，并逐渐形成了复星出海模式的雏形。而这个项目则是我们模式得到验证并走向成熟的过程，之后通过不断地复制这一模式，我们的全球化战略也得以全面铺开。今天我们已经在17个国家深度开展业务，产业也越做越广，已拥有在医疗、旅游、时尚、保险等多领域下的数十个国际品牌。复星自己已变身为一个全球赋能平台，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产业运营能力对旗下企业的协同整合来创造价值。

回望过去的10多年，复星的全球化可能不是最快，但一直很稳。它的成功基于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也基于我们步步为营、行稳致远的产业发展理念。

此外，随着中国产业今天的不断进步升级，我们也已经在不少领域有能力向全球输出产品、技术和模式，尤其是非洲、印度等新兴市场。所以，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战略不再只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而是已经升级到2.0：中国-全球双向驱动。此乃“助天下”。

为什么要让全球每个家庭生活更幸福？

在“助天下”的指引下，复星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使命愿景——让全球每个家庭生活更幸福，我将用毕生的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到今天，我也经常思考复星和我存在的理由。从当初3.8万元的启动资金到今天超过5300亿的总资产；我们的净利润已超过130亿人民币，过去五年保持了平均29%的高速增长；复星的净负债率仍然低于50%，财务实力强健；现在的复星已位列福布斯世界500强之416位。可是，数字就能代表复星一切吗？

而当我看着大都市里那些为了美好生活而深夜加班的年轻人，公园里与家人一同快乐奔跑着的孩子们，医院里由儿女陪伴守护着的老人，还有贫困山区里为自己孩子的温饱、健康、教育而烦恼着的父母，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太多的事需要复星和我去做。把以上这些事归纳起来，就是复星的使命——让全球每个家庭生活更幸福。

这绝不是空口而谈，在复星眼中，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因为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因为全球技术的创新，我们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同时，站在最好的时代潮头，我和复星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对于未来：

基于此，复星将业务重新划分为健康、快乐、富足三大板块，并以“植根中国，服务全球十亿家庭客户，智造健康、快乐、富足的幸福生态系统”作为我们新的企业愿景。

与此同时，复星还将牢记“助天下”的初心，实实在在去帮助更多的人。无论是“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让中国150万乡村医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好去服务当地村民；还是以青蒿琥酯为基础，助力全球彻底消灭疟疾；复星已经在路上，我们要做对的事、难的事、需要时间积累的事，并将坚持走下去。

这就是我创业二十六年来心中所思、所想，也是我内心最坚信的。最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我要再次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全球化，为我和复星带来的巨大机遇。我还要再次感谢每一位帮助和支持过复星成长的人，包括我们的客户、复星员工和他们的家属们、党政领导、金融专家、股东和投资人以及媒体记者，等等。

我将用我毕生的努力去实现复星的使命、践行复星的责任。因为复星，全球每个家庭的生活将更幸福。

（来源：正和岛 郭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