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的负面的新闻有点多，如果细心一点，会发现最近的负面消息主要是跟房子和人口有关的。一个是房租猛涨，一个是生育基金的新闻。
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人口政策和房地产政策都到了该转向的关键时候了。尤其是人口，从今年堪称急速下滑的出生人口，有关方面已经感受到了凉意，因此最近大家能看到不少关于鼓励生育的新闻。
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字，虽然没有公布到目前为止的数字，但是应该是出现全国性的下滑。
今年上半年江苏共出生38.3万人，同比下降高达12.8%。江苏到2017年底可是有8029.3万常住人口。
今年预计八千万人口的江苏一年只出生70多万人，这就是全球超老龄化地区了，和日本比较下，日本2017年出生了94.84万人，而日本2017年底人口为大约1.252亿人。江苏实际上已经在逐渐逼近了日本的超老龄化水平。
这对一个人均GDP还不到两万美元的地区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当然江苏至少可以在中国内部获得来自其他省份的年轻劳动力支撑。
作为直辖市的天津，更是下滑惊人，天津市卫计委透露，今年1–4月该市建册孕妇数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7%，这个逼近20%的数字应该说是出乎人意料的。
作为中国保持人口总量希望，全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山东省，可以说是全国人口的风向标，山东出生人口如果出问题，那么全国肯定无一幸免。
今年山东虽然没有公布全省的数据，但是山东烟台上半年出生26902人，同比下降16.2%；其中二孩12832人，下降12.5%。山东潍坊上半年出生人口64428人，同比下降21%；其中二孩出生43421人，同比下降29%。要知道潍坊是有900多万人口，烟台是有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很有代表意义。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一孩和二孩的出生人数都在下滑，而且预计还会下滑，为什么呢？以潍坊为例，二孩的出生人数四万多，一孩的出生人数才两万多，而正常一孩的出生人数是多于二孩的，说明潍坊每年四万多二孩，不过是之前二孩生育意愿的释放，这一波一过，二孩出生人数就会剧烈下降到低于一孩的水平。
再看贵州省卫计委2018年6月初的消息，说“上半年贵州省出生人口同比稳中有降”。
贵州的数字同样很有代表意义，我们平时都说越穷越生，贵州是全国人均GDP倒数第三的贫困地区，也是全国城市化率最低，农村人口占比最高的省份之一，然后出生人口数量居然也出现了下滑。
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在安排摸底全国各地上半年出生人口情况。但是仅从江苏，山东，天津，贵州等地的情况来看，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一方面是出生人口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目前对生育持有抵触，反感和抱怨情绪，尤其是缴纳生育基金的新闻出来，简直引爆了网络，在微博上搜索生育基金，像《新京报》这条关于生育基金的新闻，到8月19日凌晨为止，竟然转发8.5万，评论11.4万，点赞7万。除此之外，转发过万的关于生育基金的新闻也比比皆是。
说实话，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应，我是没有预料的到的，因为生育这个话题，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在我印象中还从来没有引起过如此巨大的网络声浪。
我仔细看了下这篇关于生育基金的文章，来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点开链接读了下，发现这篇文章相当大一部分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来一条条看下，说下我的想法，主要内容如下：
1：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改变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的局面。
——宁南山：这一条我举双手叫好，目前我们的小孩，更多是休产假的母亲和长辈帮忙照顾，市场化的幼儿托管机构非常昂贵，现在老百姓一看到市场化三个字，就知道肯定会涨价，由于实行了市场化，现在市面上从幼儿托管机构到幼儿园都很贵，给家庭造成了巨大负担，这是实情。
如果有了这样的公立幼托机构，可以大大减轻家庭负担，让年轻家庭从繁重的婴儿照看中解放出来。目前很多家庭为了照看小孩，都是采取让妈妈辞职的方式，直接导致家庭少了一个赚钱的劳动力，提高了家庭的经济风险。
如果不辞职，那就需要家里老人帮忙照顾，但是很多老人身体不好，或者出于老人个人意愿，或者老人要帮忙照顾其他兄弟姐妹的孩子，没办法过来帮忙的，那年轻人往往就选择不生育，少生育，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不要太多，有个兄弟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要孩子，他给出的理由一个是刚买房，首付还借了很多钱要还，根本无力支出养育孩子费用，一个是女方家里老人不愿意带孩子，而自己父母身体又不好帮不了忙。
不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幼托机构，以及幼儿园全面公立化方面，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动静。
2：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要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
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宁南山：这是我一直呼吁的观点，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孩子们应该和家长们一样，保证每天8小时的学习时间。下午三点多放学是完全错误的，我从来不想我的孩子出人头地上清华北大，我不想送他去国际学校，贵族学校，也不想为他报一堆补习班，他能在公立学校正常的上学即可，只要学校教学时间和质量足够，我完全没有耗费时间精力去报无聊的补习班的想法。然而现在下午三点多就放学了，让家长怎么办？
是翘班去接孩子，还是辞职专门带孩子？减负从来不是减家长的负担，而是减学校的负担。
3：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舆论宣传。应纠正把人当作负担的片面认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社会恢复和树立多子多福的理念。
——宁南山：要提高生育率，必须扭转目前的错误宣传导向，树立正确的人口理念。
我国过去多年的宣传，完完全全是把中国人作为负担来进行宣传，这个观念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宣传的是时候总是把中国人和“人口暴增”“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失业人口”“大饥荒”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你现在随便在网络上或者街头采访一个中国人，问他“人口众多”意味着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说出来的都是负面词汇，这就是多年计生宣传带来的条件反射效应。
实际上人口众多能带来极大的收益，例如中高层岗位薪资明显高出其他国家和地区，便捷便宜的外卖和快递，原住民房租等财产性收入大大增加，拆迁费上升带来的暴富，随处可见的好吃街头小吃，创业和工作机会众多，便宜的上门服务等主流的好处却没有形成“条件发射”式的反应。
从生活水平来看，从来都是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这是人口众多带来的经济集群效应。同样是跑滴滴，在大城市的收入就远高于中小城市，在大城市跑滴滴一天挣三四百元，甚至五六百元都并不奇怪。
实际上，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够产生大量高收入的岗位，像OPPO这样的手机公司，毕业十年的本科生能够年薪六七十万人民币，阿里的程序员工作十年轻松年薪过百万，本质原因就是人口众多的大市场带来的超收益，在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由于市场小，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高收入岗位的。
不要说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台湾人均是大陆的三倍，中层管理和技术工程师的薪资却不如大陆一线城市，人口少市场小带来的天然劣势。
人口众多能够让你享受到很多优良的服务，在欧洲，你家里马桶坏了，你打电话叫人过来，他只是查看你的马桶出了什么问题，还没有开始修理，收费就能达到几十欧元甚至上百欧元。安装空调的人工费用能够比空调本身还要贵，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进一步讲，如果中国大陆只有五千万人，必然不是今天的国力，还不如韩国的水平。那么在内部台湾早就分裂出去了，也没有能力往新疆搞大量转移支付维护社会稳定（2016年对新疆转移支付1367.6亿元）。在外部也没有能力在南海建人工岛硬怼多个东南亚国家，也不可能敢于和美国打贸易战，美国随便一制裁，我们就跟伊朗和土耳其一样经济雪崩。
根本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说只有几千万人口的伊朗，土耳其，就算是一亿多人口的日本，两亿多人口的苏联，和在美国对抗中也一样败下阵来。日本一发展到美国的70%，立即就被剪羊毛签广场协议，别人随意的欺负你，你却无毫无还手之力。
中国人本身非常勤奋，懒惰无所事事的人有，但是绝对是极少数，绝对多数的中国人都在通过劳动为社会贡献力量，但是在长久的宣传体系里面，却总是把中国人和负担联系在一起。
最近山东寿光的洪灾事件，从新闻上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在哭诉一辈子的劳动成果没有了，这说明中国的老人们都在不停的劳动，种植大棚蔬菜，饲养家猪牲畜。
相反我国的宣传，对在华外国人则完全没有此类话语体系，而更多是例如“舍弃了国外的一切留在中国”“在中国创业”“洋女婿学中文”“第一张长期居留绿卡发出”“国际人才”“移民红利””来华逐梦”“在华外国人如何看中国”等，把外国人和正面词汇联系在一起。
以下图2017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对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的报道为例：
文中的三个小标题是：中国魅力难挡；就业路途中克服各种困难；光明未来可期。
把留学生在华工作和中国魅力，克服困难，光明等正面词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报道方式是常态。虽然我也没理解，逐渐开放外国人在华工作和“光明”有啥关系，不断放开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为啥就是光明？是谁的光明？
在北上广深的外国人数量，以上海为例，2017年在上海申请各种出入境证件的就有23万人，实际居留数字肯定不止。北上广深登记常驻+流动的外国人，恐怕早已突破百万人之众。
不只是北上广深，现在随便一个地方中小城市甚至县城，一定都能找到不知道哪个国家跑来的外教，留学生之类。
然而在我国宣传体系里面，并不会把已经为数众多的外国人和“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失业人口”“人口暴增”“粮食不足”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是更多是类似“国际人才”等表述。
宣传方向是把不断涌入中国，数量增长越来越快的外国人和正面词汇联系在一起，就我和这么多国家老外打交道的情况来看，中国人的勤奋，聪明，靠谱程度普遍优于他们中的90%。然而国人提起中国人口脑海里冒出的就是各种关于“负担”的词汇，提起外国人口脑海里冒出的一定更多是“国际人才”等各种正面词汇，这就是宣传话语体系不同，给人带来的本能反应不同。
国人目前对人口的各种错误观念必须要扭转过来，一个典型的就是认为放开生育人口就会暴增，尤其是底层人口就会暴增，会一家生四五个。
持有这样观念的人实际上从来没有研究过数据，而是在长期的“人口暴增”宣传中形成的条件反射直觉。1990年的春晚，黄宏和宋丹丹的宣传小品《超生游击队》，更是大大强化了农村人爱生的印象，实际上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率只有1.44，同样是全球超低水平。
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生育率必然越来越低，这是客观规律，我国农村也是逃不过这个客观规律。我国目前农村人口每年1300万人的速度减少，背后的原因就是农村生育率早已经在正常更替水平的2.1以下了，而且还在大规模进城，所以人口不断迅速减少。
从2016年开始，我国全面放开二孩已经两三年，2017年全国总出生人口却出现了下滑，今年更是预计会出现更高幅度的下滑，这进一步说明了占全国人口超过40%的农村生育率不存在暴增的现象，相反生育率可以说没有太大变化。
我国城市化率到2017年底只有37.15%的贵州，不仅全省63%都是农村人口，而且人均GDP仅仅排在全国倒数第三，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穷+农村人口多，是不是人口会暴增？
实际上即使在全面鼓励二胎背景下，贵州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都出现了下降。
要彻底的抛弃“人口暴增”的错误思想和观点，现实是全面放开二胎出生人口仍然在暴跌。
人们一旦富裕起来，科技越是先进发达，出生率一定是往下走的，这是科学规律，要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在长久计生宣传下形成的思维定势。
要彻底抛弃被多年宣传形成的中国人特别能生，都想要一堆孩子的错误认识。不要把以前贫穷落后科技不发达时代的情况套到现在，全球华人地区，一旦发展起来无一例外是超低生育率。
4：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为减轻企业负担，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国家财政或生育基金支付。
——宁南山：这里延长丈夫的陪产假到3个月，以及减轻企业负担由国家按比例支付产妇和休假期间的薪资，我觉得是很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的。
5：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宁南山：这一条也非常好，按照人口供应住房，让资源为人服务，这完全跳出了我国按照供应住宅数量来控制人口的香港化制度。生存空间不足，住房逐渐奢侈品化，是抑制生育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6：长期内，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对二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个人所得税。
——宁南山：为二孩和多孩家庭提供减税和财政补贴，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相反举双手赞成。
7: 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
——宁南山：这个配套政策非常好，保障和鼓励企业雇佣生育后的女性员工，保护年轻妈妈尤其是高知女性的就业权利，没有任何问题。
8：最后，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
——宁南山：这一条有点不敢苟同，生育率超高的地区不是我国东部一线城市，我国东部一线城市的生育率，以及北京上海为例，只有0.7左右，而且不管怎么鼓励预计也不会有太大提高。真正的生育率超高地区，例如生育率达到2.5-3.0甚至以上的地区，可以考虑继续实行计划生育。
最后我们来看下引起了巨大反弹的生育基金制度。
10：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宁南山：这一条中，关于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不少地方是直接把社会抚养费罚款作为奖金发给计生干部。我相信他们不会愿意把钱退回来作为生育补贴。
引起最大愤怒的是生育基金制度，其实我理解作者的原意是仿效住房公积金制度，而且也提到将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但是为什么这一条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弹呢？原因很简单，时代不一样了，思路应该转化了，作者的意思是“生了二孩就可以取出”，不生二孩“到退休才取出”，这本质上还是惩罚制度，是以目标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制度，也就是说，目标是逼迫国民多生孩子（至少生二孩），而不是让国民生活的更好，这又变成了人为计划服务。
一方面在鼓励老百姓生二孩，一方面大量地方又在追缴三孩社会抚养费，这种精确的规划老百姓的生育孩数就是刚好两个，让老百姓为规划活着。
另外在房价，房租，教育支出如此高昂，已经大大压制生育率的情况下，还要老百姓继续支出生育基金，付出更多的成本。这就是反应出没有以人为本，不尊重人的自主权利，无怪乎会引起老百姓的巨大反弹，全国上下一片骂声。
房地产和人口政策，该转移到“以人为本”发展的道路上了。
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以“目标为本”，也就是拟定一个目标，然后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这样的好处是，当“以目标为本”和“以人为本”互相锲合的时候，能够带来极大的好处：
比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于是全国上下都围绕这个目标齐心协力，带来了极高的执行力和经济奇迹，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能力。
再比如说，我们要搞中国制造2025，那么就能调动资源极大的投入该领域。同样的还有全国森林面积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改善等等。这些目标都和以人为本相契合，所以让普通中国人获得了极大的收益。
而一旦“以目标为本”和“以人为本”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我国的习惯是人为目标让路，人为目标服务，不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老百姓就要受惩罚。
计划生育就是典型，其实计划生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的更好，但是我国计划生育长期的机械的固定为只生一个，把只生一个作为最高目标。
于是不仅用开除，高额罚款等手段，各地还出现了抢夺财产，扒房，强制引产，非法监禁等各种恶性事件，为了实现只生一个的目标不惜去大肆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忘记了计划生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实现计划生育，有大量的柔性手段，只是在强目标驱动下，都被忽略了。
为什么生育基金引起这么大的反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受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权利意识大大增强，我们现在要鼓励生育，最终目的是避免老龄化，形成健康的人口结构，简单的说就是让老百姓过的更好。而生育基金老百姓不生二孩就不能提取，要等退休了才能提取，这又回到了“人为生二孩这个目标服务，不然就要受惩罚”的老思路。
我国除了计划生育，各种“老百姓为目标服务，不然就要受惩罚”的例子还很多，最为典型的是我在之前文章里面提到的“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学前教育产业化和义务教育减负。”，把赚钱当成了目标，忘记了最终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居住的更好，降低教育成本，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供给。
为什么我今年写了一篇“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以及“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我对国家有哪些不满意”的文章，为什么都能在网络上引起巨大的反响，阅读量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其背后的原因，把本该是民生领域的住房和教育，完全作为了经济发展工具，把赚钱（房地产作为支柱经济，学前教育产业化）作为了最终目标，这就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产生了抵触。让老百姓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通过房地产和学前教育获取收入，是对所有阶层的无差别攻击，应该严格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房产，教育和医疗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刚需，是国民的基本需求，不应该作为赚钱工具，不应该成为控制城市人口的手段，这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
基本的民生领域。应该是更多以投入为目标，而不是赚钱为目标。
举个例子，国家在房地产投入了1万亿元，如果出于回收成本考虑，那么就应该控制从房地产获取的收入在1万亿元，1.2万亿元….而不是应该追求收入上涨到2万亿元，3万亿元，4万亿元的目标，当然奢侈型住宅和豪宅除外。
一个国家正常的收入和发展结构，应该是非房地产税收作为最主要的收入，而不是从住房和教育这样的民生领域攫取财富。
2017年，全国（地方+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56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44360亿元，同比增长10.7%。税收收入里面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相加为14785亿元，同比增长4.6%。
另外除了一般预算收入，还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017年全国（地方+中央）为61462亿元，同比增长34.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059亿元，同比增长40.7%。
这样以计算，2017年土地出让金+相关房地产税收为66844亿元，占到了全国收入的28.56%。
而在2016年，土地出让金+相关房地产税收为50446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59552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6619亿元的24.47%
卖地收入+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含卖地等政府性基金收入）比例从2016年的24.47%，到2017年的28.56%，因此可见全国财政收入对房地产的依赖还在加深，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我国目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逐渐降低来自房地产的收入比例，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将目前25%左右的收入比例逐步下降到20%，15%甚至10%以下。让房地产和教育回归“以人为本”的发展轨道。
不然最终结果就是三个：
1：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产者的资产增值远远超过无产者的劳动增值，社会分裂为有房者和无房者阶层，且难以跨越。
最近就有读者私信我，说安徽蚌埠这样的地方房价都在猛涨，他要不要赶紧买房。我们都把买房叫上车，意思是上不了车，以后可能就再也上不去了。
发达国家是阶层固化型社会，但是其社会是橄榄型的，中产占主流，富人和穷人是少数，所以社会还算稳定。
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阶层固化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中产还不是主流，必须要保持向上通道畅通，不能用房价把人们隔绝开来，让社会分裂。
2：年轻人居住条件越来越差，房子越买越小，彻底香港化。
3：年轻人支出被房产和房租绑架，不得不压抑在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大大限制通过消费提高自己生活水平。
4：超低生育率，生得起养不起，干脆不生。
那么如果从住宅房地产获取的收入比例逐渐减少，会不会影响国家建设呢？
以2016年为例，来自房地产的收入比例占财政收入24.47%（5.0446万亿元）的下降到10%（2万亿元），那么会减少大约3万亿元的收入，如果来自工厂用地和商业地产的收入可以保持不变，只把来自住宅部分的收入下降，那么就是全国大约减少2万亿元的收入，这2万亿元实际上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弥补的。
1：房价下降，老百姓房贷和房租负担减轻，会增加各种消费支出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会增大购买的房产居住面积，而居住条件的改善能提振生育率，这些都会带来新的税收收入。
2：加强税收体系建设，以个税缴纳人口为例，201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曾经指出：中国实际个税纳税人口只有2800万，占总人口不到2%。而这不到2%的纳税人口中，以工资薪金为主要来源的工薪一族成为纳税主力，贡献了个税总税收的60%以上。
中国显然纳税人口不只这么多，有的灰色和隐形收入收不到税，倒是老实上班的工薪族都在纳税，这背后就是税收体系能力还需要加强。
3：改革税制，就说三件事，一件是今年的明星避税风波，阴阳合同+个人工作室，新疆霍尔果斯这个地方，注册的各种文化影视公司高达1000多家，你如果到电影院看电影，可以说必然会看到某部电影的后面的出品单位，出现霍尔果斯某某影业之类的字样，因为这里五年免税+五年减半，十年实际税率只有6%-7%，比个人低多了。
江苏无锡同样是低税率地方，范冰冰就有公司注册在这里。我国影视明星，数亿元年收入的比比皆是，然而税收竟然却低于普通人，简直匪夷所思。
一个是富人通过企业避税的问题，比如将日常个人消费支出作为企业费用来抵扣税收，我就不只一次遇到个人消费请客吃饭，开成公司发票进行抵扣。
再比如：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规定：“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某人投资A公司，A公司出资为此人购置房产和汽车，税收只按照20%收取，大大低于工薪所得税率。
一个是房产税，这个已经在进行中，不再赘述，这个也可以大大扩大税源。我看了下2011年开始的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的结果。
到2017年，全年上海房产税收入203亿，重庆收入为64.96亿元，为什么看起来不多？以上海为例，2017年卖地收入可是有1471.9亿元。
背后的原因是：两地都只是对2011年之后新购买的多套房进行征税，也即是存量房的土豪们依然是不上房产税的。
另外一个是按照交易价为基数，也就是说，你10年前交易价是100万元，那么现在还是按照100万元为基数，而不是按照评估价，而且交易价还要打个折扣。上海就是按照70%计算。
我猜测，进行中的房产税立法，力度肯定会超过重庆和上海的试点，试想下，仅仅是房产税如果对存量房开征，上海和重庆绝对不会才260多亿人民币的房产税收入。
以十年的时间，将全国财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的比例降到10%左右甚至以下，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随着我国征税体系的日益完善，征税能力是不断向上的。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2018年1-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791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税收收入107709亿元，同比增长14%；这个14%的增速就非常高了，这还是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情况下，以及2018年7月份办理部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返还等减税降费政策的情况下。
例如我国从2018年5月1日起，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将从17%降至16%。增值税税率降低了1%。
在税收收入里面，增长比去年同期较快的：
消费税增长16.2%，增值税增长14.9%，个人所得税增长20.6%；城市维护建设税增长15.3%，车辆购置税增长15.3%，资源税增长25.4%。
在制造业等主要产业税率下调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反而实现快速增长，这反应出我国征税能力在不断增强，我国建设的金税工程三期已经不断见到成效，已经具备了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条件。
最后再总结下，为什么该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轨道上来了？
1：住房，教育和医疗是民生，是刚需，不应该产业化，民生领域产业化，负面效应极大，可以说从来没有好结果，这是铁律。
美国的医疗产业化就是极其失败，我之前分析美国的千亿美元公司，发现美国医疗产业的巨头公司特别多，由此可见一定是大量国民财富流向了医疗产业，否则怎么会诞生如此多巨头。
成本的上升和生活水平下降。民生领域产业化，必然带来成本大幅上升，造成中产和底层严重受伤，生活水平下降，和富裕阶层差距拉大，以及全国性的超低生育率，是完完全全的得不偿失。
以公立学校义务教育减负为例，富人家庭完全不会在意公立学校是否减负，别人有大量的贵族教育资源；中产的孩子则需要父母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资源来保证教育质量，造成生育率下降；而底层的孩子则很难享受课外教学资源，公立学校是他们唯一和主要的教育资源来源。
再以房地产为例子，富人是举双手赞成房价上涨，因为他们是最大受益者，而需要改善房产的中产，需要基本住宅需求的底层百姓，则是最大受害者。
另外民生领域产业化，除了成本上升以外，还会带来该领域集体性的生活水平下降，什么是该领域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的房地产制度造成香港人住在狭小的住宅就是个例子。你到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去看下市区市值五百万的老破小，说实话你会毫无住进去的欲望。唯一可以考虑产业化的是高端奢侈住宅，高端贵族教育，和高端个性医疗。
2：应该到了房地产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了。
2003-2004年我国开启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支柱经济时代，在我国税收体系不健全，无法完成有效征收的时候，有支撑财政收入的正面意义，然而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永远无限的靠卖地赚钱。过去十五年，我们全国卖地收入高达三十多万亿元，应该说有力的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十五年过去了，土地财政带来的有意控制土地供给，导致房价和房租这些民生领域价格猛涨，如今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是竭泽而渔的做法。
2016年我国住户存款增加为5.16万亿元，少于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的6.33万亿元；2017年我国居民新增存款4.6万亿元，而新增中长期贷款是5.3万亿元。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存的钱比借的钱少的情况，这是不可持续的。
应该通过加大大城市土地供给等方式，严控房价上涨，把土地+房地产相关税收占我国财政+政府性基金收入25%左右的局面，在未来十年逐步下降到20%，15%甚至10%以下，减轻老百姓在房子方面的负担到合理范围内，让房子回归民生需求，将政府的房地产收入从土地财政逐步转化为可持续性的税收收入。
为什么是十年，因为中国人口出现下降的拐点将会在几年内很快到来，而十年内城市化率将提升到70%。
再说一次，通过控制土地供给抬高房价，年龄大的有产者根本无感。
我国的土地出让金在连续创新高，这些钱最后都会分摊到买房者身上，痛苦的是买房的年轻人，而我国目前每年跨入社会的年轻人数量在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平摊到每个年轻人身上的负担在越来越大，这是不可持续的。
我身边这一点表现的非常明显，70后大部分早就房贷还清了，生活轻松自在。80后大部分在还房贷，但是数额不一，买的早的一个月两三千房贷毫无压力，买的晚的一个月一万多人民币房贷。
90后就最惨了，现在买房房贷全部是一万多起步，有人干脆直接放弃买房了，而90后又是人数最少的一代。
等以后00后登场进入社会，你说继续通过推高土地出让金获取收益从00后身上收钱吗？这是不能持续的，因为00后的人数又比90后更少了，人均房贷收入比会越来越失常。
从70后到00后的趋势是人数越来越少，而高房价的压力的分布却是越到后面的80后，90后，00后总体压力越重，而相反高房价对年纪更大的70后，60后们却又不是压力，反而是财富增值利器。
和房地产富人和有产者受益更大，而痛苦基本压在人数更少的年轻人身上不同，税收支出具有收入越高交税越多，收入越少交税越少的特点，是根据劳动成果收取，更具有合理性，而不是像现行的土地政策让富裕阶层成为最大赢家。
如今在中国各大城市，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房产食利阶层，他们已经不需要劳动，仅仅靠每个月收取年轻人的房租就可以轻松实现财务自由，
并且通过房产增值获取巨量资金的他们，可以在城市购房竞争中，轻松的战胜通过自身劳动积累起资金的劳动者，而在竞争中失败的年轻劳动者们，只能被迫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这让劳动的意义不断丧失。
举个例子，深圳由于2014-2018年的房价暴涨，在2014年的2.4万元，到2018年的5.4万元，一套90平米的房子从216万元，变成了486万元，增值了270万元。
一个年薪12万元的劳动者，一年能够存下的收入最多不过7-8万元，三年不过存的24万元，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竟然有了10倍的差距，这无疑是在惩罚劳动者，而如果此时劳动者要从有产者手中购买房屋，那么就实现了财富从劳动者手中向有产者手中的转移，这无疑也是在惩罚财富更低的无产者。
为什么现在结婚房子成了核心条件之一，其原因就是本应该是基本民生需求的房子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奢侈品，通过劳动已经不能容易的拥有一套住宅。
如何有效控制房价，我建议好好学习下黄奇帆2016年之前在重庆十几年的经验。重庆在黄奇帆的2001-2016年的十五年时期，房价仅仅从2000多元上涨到8000多元，在其他城市都在谈论房地产的时候，房子却不是重庆老百姓的主题。
一是房地产投资占固定投资比例维持在25%左右，2015年2月，黄奇帆在重庆讲课时表示，‘’超过25%一定供过于求，低于25%又供应不足，不适应城市化。”
二，土地的价格不能超过房价成本的35%。地价受政府的调节作用较大，设置了土地价格的硬性指标。
三，建立地票制度，进行耕地置换。
四，对最低收入的5%提供廉租屋，对中低收入的30%提供公租屋，降低了对商品房的需求。
五，整顿开发商，关闭一定数量的地产公司，减少无效供给，避免乱竞价出价、乱盖房子。对于参与竞价拍卖的地产公司，必须核查其资金来源，必须以自有资金竞价，需要借高利贷的，不准参与竞价。
2018年5月，黄奇帆在复旦大学演讲提出了房产有序健康发展的五个长效机制，包括土地，金融，租赁，税收和地票制度，值得好好学习。
http://news.sina.com.cn/c/2017-05-28/doc-ifyfqqyh8881666.shtml
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出，控制房价，土地政策是核心，土地财政的确获取了收入，但是其具有：
1：具有不可持续的特点。
2：不具有全民性的特点，压力都在年轻人身上，而年轻人是生育主力军。
土地财政下，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一定会推高房价，年轻无产者，有产者，政府，开发商四方，年轻的无产劳动者成为最大的输血者，而多套房富人有产者，政府和开发商三方都获取了巨大的收益。
现在该到了要彻底抛弃“地产强国”政策的时候了。
3：不解决住房和教育的问题，减税+鼓励生育将毫无意义，不会有效果。
为什么现在说生孩子，大家都是一通抱怨，因为老百姓抱怨的都是真实的问题，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本身就在不断提高，因此养孩子的成本是在不断上升的，这本身就会带来生育率的不断走低。
而目前房子已经成为老百姓开支的最大头，尤其是现在新购房的家庭，不少是把家庭收入50%以上用来支付房贷，这大大挤压了对孩子的抚养费用。同时由于房价昂贵带来的年轻人房子居住面积狭小，又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
而在对孩子最为重要的教育方面，学前教育产业化以及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又无疑大大增加了家庭的养育负担，一个幼儿园一年能达到三四万元的支出，且这种现象在全国都不鲜见。
下午三点半放学，简直是迫使家庭有人辞职专门带孩子。
所谓的减税和鼓励生育，各种措施算下来一年也就是几千元的收益，根本达不到太大刺激生育的效果。
4：鼓励生育，民生先行，提高生育率不能重蹈计划生育“惩罚老百姓”的覆辙。
我国即将全面放开生育，预计也会出台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措施，要时刻警醒，提高生育率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生活的更好。而不是人民活着的目的是提高生育率，不能让老百姓为“计划”服务。
计划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后，应该是住房，医疗，教育，税收，托管机构，就业配套政策，产假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给予好处，给老百姓好的环境，决不能再把民生领域作为牟利工具，这样才能提振生育率。
不能再重演以前“只生一个好”时期通过罚款，开除，引产等各种惩罚性甚至是违法犯罪手段来实现计划生育目的的行为。
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后，就有传闻说某些地方结婚的时候要收取押金，生了二胎才返还，尽管一再否认，但是我怎么觉得很像是真的，因为这跟这次生育基金的形式简直如出一辙，这就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
中国到了2018年，已经到了转折时刻，人口，房地产和教育政策都到了应该转向的时候，从目前来看，人口政策转变应该是先于住房和教育的转变，预计2019年就会全面放开。
但是人口和住房，教育，医疗等具有极强的联动性，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2018年8月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23225亿元，同比又猛增约23%。
这些钱最终会由谁来支付？对生育率提高是有好处还是坏处？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这几万亿元的出让金，最终又会压到人数越来越少的需要买房的年轻人身上。
举个例子，80后有两亿多人，对应每年两万亿土地出让金，人均一万元，但是到了00后只有1.7亿人左右了，该到他们买房的时候，对应的的土地出让金涨到四万亿元，算下人均上升是不是更多？
本身育龄妇女数量就大幅下滑了，还要通过住房，教育进一步加重年轻人负担，怎么可能提振生育率？
如果住房和教育不能回归民生领域，依然大搞土地财政，依然有意无意的维持高房价，依然大搞幼儿园产业化，依然大搞义务教育减负，那么中产和底层的生活状态依然不会改变。
如果这样的局面不改变，那么处于生育年龄的20-35岁年轻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不可能愿意生育，绝不可能出现生育率快速回升的局面，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后的出生人口数据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为什么生育基金鼓励生育的提议会掀起年轻人如山一般的反对浪潮？
背后的原因就是老百姓房价，房租，教育这些民生支出高昂，而且现在在暂时看不到这些民生领域能有什么改变的希望下，竟然又要用惩罚手段逼迫人生育二孩，三孩，这当然会激起巨大的愤怒。
如果房价和房租合理，教育领域不再减负和搞产业化，我相信生育基金的提议不会有这么大的声浪，人们的愤怒其实不只是对生育基金本身，而是总体不满的爆发。
该是在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回归本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的时候了，这才是国民现在最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