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ior一则被群嘲的广告开始，土low画风似乎又重新席卷了中国时尚圈。
7月份迪奥的官微迎来了旷违已久的热闹。一则仅有30秒的短视频广告，收获了超过500万次的播放量，创下了Dior官微近2个月来的视频播放新高。但是，5毛的灯光和场景布置，网红风的不知名模特，以及浓厚的“喜提马鞍包”微商气息，又引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关于奢侈品变low的讨论与争议。
一众中国明星不同寻常，甚至是不合常理的时尚品牌代言广告则加剧了这种舆论声量：华伦天奴广告里张艺兴的嘻哈运动范仿佛Adidas，黄轩在资生堂护肤广告中大跳民族舞，张天爱为Hogan拍摄姿势怪异的秋冬广告……屡屡被冠以“画风突变”、“土味”、“太low”等差评的明星代言成为了重灾区。
除了广告画风不复以往的高贵有格调，代言人的选用也是招致差评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启用流量明星方面，艺人等级和调性与品牌不符是被诟病的最大原因。
这种诟病从三年前就开始一直持续至今，郭德纲父子为《时尚芭莎》拍摄的LV路易威登时装大片，以及Dior中国区品牌大使赵丽颖在广告中带有口音的英语，都是这期间典型的因身份而引起的“格调之争”。
然而，与大众舆论LOW声相对应的，则是一众高奢品牌在2018年上半年的优质表现，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地区，这些年轻化探索给许多奢侈品牌带来了直接的销售额增长。
其实，不管是启用流量明星代言人，还是进行更多元化的娱乐营销尝试，都只是奢侈品牌年轻化的一种诉求。在经历全球市场利润下滑，实体经济陷入寒冬的阵痛期后，中国本土消费回暖，数字销售渠道拓宽及千禧一代消费主力的崛起，让这些巨头在曙光中慢慢学会转身。
不过，这些奢侈品牌还处在年轻化探索的早期阶段，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举措都更像是一种博弈。但从目前的收效来看，年轻的流量代言人似乎已经成为了高奢们度过这场“更年期”的救命稻草。
奢侈品迎来中年危机，次世代抢人大战拉开序幕
最新消息，爱马仕也要上天猫了，据其CEO透露：这家将近150岁的老牌奢侈品有意与阿里巴巴展开合作，拥抱电商。
这还是那个从不主动拉低身份和产品线，高冷的爱马仕吗？
改变绝不会无迹可寻，对于奢侈品巨头来说，往往都伴随着市场的焦虑。
在贝恩咨询公司2016年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监控报告》中，把2010-2015年这一段时期形容为“中国暴食症”（奢侈品公款消费大增），报告称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游客，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市场在经济下滑、恐怖袭击、政局动荡的影响下，还将持续萎缩。
2014年起，全球奢侈品市场遇冷，遍布“利润下滑”鳞伤。2015年全球股价大跌致使奢侈零售行业受挫，在8月份，LVMH股价已跌至近3月以来的最低点，累计跌幅超过12%，市值蒸发超过100亿欧元；爱马仕集团、历峰集团、Burberry集团等股价近三月跌幅也超过10%。
而据2016年全球各奢侈品集团第三季度发布的财报显示，LVMH集团旗下时装皮具部门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下跌1%和2%，历峰集团销售额同比下降幅度达到了13%，净利润也暴跌51%；Burberry集团盈利同比大幅下降40%；Tod's SPA集团销售额同比下降3.7%；雨果博斯净利润按年下滑8.9%；菲拉格慕集团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0.7%。
转折点也同样出现在16年的第三季度，中国个人奢侈品消费市场开始反弹。得益于15年后中国及海外奢侈品价差调整，以及从16年开始推行的关税新政，中国本土消费开始回暖。贝恩咨询的研究显示，2016年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奢侈品消费的贡献比例为30%，而2017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者占据了32%的全球市场份额，但仅仅在内地市场的奢侈品消费，增速就达到了20%。
2017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各品类销售增长（来源：贝恩咨询）
2017年全球范围内的个人奢侈品消费对比
但是，在中国商业地产经历野蛮性扩张后，奢侈品的实体销售渠道开始面临成本压力。根据财富品质研究院统计，2015年83%的奢侈品牌在中国开始了策略性关店行为；投资调查公司Bernstein在《门店之战》报告中称，从2016年7月到2017年7月期间，63家奢侈品牌在中国净关闭门店数量（即关店总数与新开店数量之差）达到了62。
噩耗不止一个，奢侈品牌还被零售数字化战争打了个措手不及。2015年-2017年，优衣库完成了双十一服饰类销售三连冠，证明了加入电商平台带来的流量优势，快时尚也似乎在互联网化的零售格局中站稳了脚跟，连一贯坚持“绝不触网”的香奈儿都忍不住转身投入了电商的怀抱。
传统的理想营销环境也悄然崩塌。全球纸媒式微，《女装日报》、《瑞丽时尚杂志》、《伊周femina》都于2016年停刊，《Elle世界时装之苑》则从半月刊调整回了月刊。重新寻找可控的营销平台势在必行。
短短三年时间，这跌宕起伏的市场变化就足以让奢侈品行业头晕目眩。虽说奢侈品牌还残留着“别低头，王冠会掉”的身份包袱，但这突如其来的中年危机，致使他们踏上了自救的漫漫之路。
好在，中国消费者和千禧一代的消费者成为这个产业发展的救世主。据贝恩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监控报告 2018年春季版》显示，亚洲市场将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主力，增幅将达到12%。全球个人奢侈品销售收入约1/3来自于中国消费者，预计中国内地市场的个人奢侈品销售收入在2018年将同比增长20%-22%，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贝恩预测2025年千禧一代与Z世代会占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额的45%。
“次世代抢人大战”开始了。
“减龄”竞争白热化
路透社2016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于千禧一代来说，蒂芙尼并非被负面看待，而是出现了审美疲劳，它被认为是个传统的品牌。
这样的认知概念可不单单发生在蒂芙尼身上，当代的不少年轻人觉得：“当时赫本穿的纪梵希，难道不是奶奶辈的东西了吗？”
这样的评价给了一众奢侈品品牌会心一击，毕竟当经典成为了过时，潮流已然逝去，便意味着过去的“大众化”经验可能无法被借鉴到吸引千禧一代甚至是Z世代的挑战中来。
D&G创始人Domenico Dolce 和 Stefano Gabbana就表达过想学习与“千禧一代”互动对话的愿望：“要把‘异教徒’变为忠实的‘信徒’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与他们沟通，学会去了解他们的选择。”
社交网络的“超链接”构筑了次世代的生活感官，他们更喜欢时尚博主分享爱用品的广告形式，更偏爱体验式消费场景，更注重在社交媒体上用“点赞量”来塑造个人品牌。“对于奢侈品而言，互联网并不是未来的趋势，而是眼下必须解决的现实”。换言之，年轻人在哪儿，就到哪儿去追逐他们。
Gucci联手插画师Gill Button在Instagram上发起的#GucciGram活动成为绝对热搜符号和全新潮流代言词，香奈儿喜欢在Instagram上大秀秀场空间，Burberry用Snapchat “泄露”一些秀场后台的准备画面，Tiffany则在 Snapchat 上赞助了一张标有“Return to Tiffany Love”的滤镜，以推广入门级的经典饰品系列。
今年6月Instagram宣布日活用户超过10亿，超过一半的用户是年轻人，相比起Snapchat 1.91亿的日活用户量，Instagram将继续稳坐国外社交营销平台头把椅。
但是在中国呢？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全球约有58%的“千禧一代”居住在亚洲，仅在中国千禧一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31%。奢侈品牌该去哪与这些中国年轻人对话呢？
阵地一便是微信。微信坐拥7亿用户，在目前进入中国的107个奢侈品牌中，有92%已经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进驻到微信的奢侈品牌，多数开展的都是类似“快闪”的限时限量销售活动。
Dior是第一个在微信平台发售限量手袋的奢侈品牌，也是第一个推出“限时精品店”小程序的奢侈品牌。爱马仕为微信设计了一款迷你太空船游戏，Fendi发布微信福利活动，将消费者导流到位于北京SKP “#FendiKiosk”快闪店，在Parada微信帐号上快速订票就可参观其在上海新装修的历史住宅“荣宅”……
纽约数字营销机构 L2 在《数字IQ 报告：2017中国奢侈品市场》中评价奢侈品牌在微信平台的营销动作，指出绝大多数品牌在微信渠道都只进行一次性的销售，40%的时尚品牌和38%的珠宝、手表品牌拥有直营电商业务，但只有6%的时尚品牌和14%的手表品牌考虑开设微信销售点。
营销活动的效果不比直接的广告投放效果好。2017年，雅诗兰黛在朋友圈复投18次广告，以4-7月3次投放为例，主动转发品牌广告的人群比例提升了33%；今年YSL的唇膏社交推广，广告点击率比campaign平均水平高20%。
于是，直播和短视频营销便成为新崛起的另一个阵地。去年三月珠宝品牌宝格丽与吴亦凡合作开了一场直播，短短一天内在微博上的话题阅读数达到3.8亿，直播和回播的观众数都超过2000万。
Michael Kors在抖音上发布了主题为#城市T台，不服来抖#的挑战赛，成为第一个跟抖音深度合作的奢侈品牌，短短一周吸引3万多抖音用户自发创作短视频，收获超过2亿播放量及850万的点赞数。
今年7月，抖音推出了一个品牌联合IP“美好生活映像志”，用一年时间记录12种品牌好物，香奈儿成为第一个入驻此账号的奢侈品牌，一口气发布了12支J12腕表艺术大片，点赞量最高的一支为15.8万。
找到次世代的驻扎地，让奢侈品牌开始享受流量时代，业绩的回暖也让它们喜上眉梢。
爱马仕7月公布的2018年最新半年报，按不变汇率计算收入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尤其中国市场成为其中最大贡献者；开云集团的半年报也显示，Gucci连续六个季度销售增长率超过30%。香奈儿更是罕见地首次公布完整财报，显示2017年收入增长11.5%至96.2亿，其中包括中国的亚洲市场销售额则较上一财年大涨16%，看来香奈儿对自己的生意很满意了。
不过，无论这些营销做得多么成功，都不能简单归为平台的作用，明星们在其中究竟有多重的分量，奢侈品牌们也在评估。与其走下场抢占年轻人的注意力，不如改变自身标签让年轻人趋之若鹜。
于是寻找“次世代领袖人物”也开始了。
掌控吸引“信徒”的偶像
开云集团董事长兼CEO François Henri Pinault在7月份表示，开云最近的亮眼财务业绩正是来源于与“千禧一代”产生共鸣，他们给Gucci贡献了50%的销量，Saint Laurent 65%的营业额也是来自“千禧一代”。
高奢集团的高管们，深信“千禧一代”和“Z世代”消费者们将撑起时尚行业一片天。但是，如何将讯息传达给他们？又通过谁指引他们主动拥抱高奢？
香奈儿在Lily-Rose Depp 10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她，这位香奈儿昔日缪斯凡妮莎·帕拉迪丝与美国知名演员约翰·迪普的女儿，成为香奈儿用以策划“经典传承”的理想人选，在16岁初长成时就已成为香奈儿No.5香水新代言人。
坐拥Instagram最高粉丝数的26岁美国流行明星Selena Gomez，被称为宇宙第一网红，2017年INS上点赞数最多的10张图片她一人就拿下了5张，被Coach以1000万美金签约为全球形象代言人。
还有25岁的Alexandre Arnault，他是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掌门Bernard Arnault家的三公子，同时也是以精品、高价、不拍广告闻名的箱包品牌Rimowa的联席CEO。今年LV太子爷为Rimowa做了两个惊天举措，一是炸翻时尚圈的Supreme x Rimowa联名；二是签约费德勒拍摄首支广告。
这些年轻人可过得太棒了，但在中国呢？
2017年巴黎银行奢侈品部推出了一份名为《购物指南：中国博主》的报告，这份指南共包含了三份榜单，包括十大中国明星、中国时装博主和美妆博主。其中，十大明星包括了杨幂、唐嫣、范冰冰、胡歌、李易峰、孙俪、鹿晗、吴亦凡、井柏然、张艺兴、刘雯和宋佳。
最能证明这份榜单价值的是吴亦凡。2016年10月Burberry在微博上宣布吴亦凡成为其第一位非英裔形象代言人，2017年1月发布的财报显示，过去一个季度Burberry零售收入同比增长22%至7.35亿英镑，可比销售额录得3%的增长，超出分析师预期，外媒称吴亦凡是Burberry业绩回暖的功臣。
鹿晗也不遑多让。2016年7月鹿晗成为卡地亚首位亚洲区珠宝全线品牌挚友，当日释出的两则广告短片在微博上的点击量24小时内破亿，并持续3天位居话题热搜榜TOP10，卡地亚官方社交平台粉丝1个月内真实增长7万，销售数据创历年当月最高。
榜单虽时常有变，杨幂、范冰冰等中坚力量的影响力也依然不可小觑，但越来越多“千禧一代”及“Z世代”艺人明星得到奢侈品牌的青睐，迪丽热巴、易烊千玺、周冬雨等都是代表。
奢侈品想要挖掘和培养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使之成为Y/Z世代的时尚号召者。然而奢侈品牌旨在与下世代消费者建立联系显然还很有挑战，起码对于明星代言人的挑选上还存在迷茫。
15年前，香奈儿邀请李玟担任亚洲明星大使，香港部分名媛富太太抗议李玟形象艳俗不适合作代言人，并扬言“不取消代言，我们就不买 Chanel 了”，三个月后，香奈儿撤销了李玟的大使资格。
时移世易，去年年底担任Dior品牌大使的赵丽颖因英语口音遭狂喷，直接登上热搜，4个月后Dior官微只见同为品牌大使的Angelbaby不再见赵丽颖，赵丽颖传已被Dior换下，取而代之的将是景甜。
类似这样的争议还有不少。名表品牌积家Jaeger-Le Coultre与网红papi酱合作时就被嘲讽“自甘堕落”，Dior任命Angelbaby为品牌大使时被指气质不符，易烊千玺拿下Bottega Veneta亚太区代言人都被质疑“身份太过年轻”。
但显然“low”不是奢侈品牌忌惮的，负面新闻才是。雅诗兰黛在PG ONE爆出丑闻时迅速撤下了其广告，而在范冰冰消失的这100天里，其代言的娇兰、万宝龙等品牌都停止了与其互动。
在网络时代除了更高的流量和更大的商业价值，话语权的掌握也至关重要。争议的出发点无外乎是老牌奢侈品应该保持调性，不应该趋同于流量和鲜肉，否则埋没了品牌多年的积淀和理念。
但如今年轻人掌握了更多的消费权限和市场话语权，千禧一代对流行文化的把控力不容忽视，他们对于品牌有更高的认知，对于个人潮流有更高的诉求，如果不试图培养和把握他们的追随者，奢侈品就无法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掌握话语权。
其实为年轻人做出改变并不可耻，因为奢侈品已经处在不变则死的边缘了。高奢品牌向流量低头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带货促进销售额，这其实是市场消费主力变迁，市场潮流文化演变下的一种挣扎、一种妥协。
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获得新生的便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