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开局之初，伴随着各地“一城一策”政策先后落地，房地产行业顿感暖意融融，然而，在全国“两会”坚持制定房地产税立法，重申“房住不炒”绝不动摇的基调下，房企对今年市场走势的判断也出现了微妙变化。在此楼市乍暖还寒时候，房企人事调整动作进入高峰期。
连日来，房企高层人事离职、调整动作频频。据蓝鲸房产不完全统计，2019年1月至3月15日，共有43位房企高管离职或变动，涉及企业34家。其中，共有6家房企离职变动人员超过2人以上，包括中粮地产、金科股份(简称“金科”)高管变动均在3人以上。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容易受到经济大环境波动的影响，因此，房企出现高管“离职潮”现象并不罕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高管。”这句在业内广为流传的戏言，形容的正是房企职业经理人的高离职率。但有业内人士对蓝鲸房产指出，企业在短时间内出现人员接连离职的情况，并非常态。
中粮地产重组后人事“大洗牌”、金科股份为股权之争“大换防”
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仅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高管离职人员就多达101位。在进入2019年之后，房企高管离职现象表现的愈发汹涌。蓝鲸房产统计，2019年以来，共有43家房企高层出现离职或调整，6家房企高管存在接连两人以上变动的情况，其中，中粮地产、金科股份高管变动最为突出。
1月18日，中粮地产两位副总经理朱海彬于与张雪松双双离职，便引起了业内的高度关注。随后，1月22日，中粮地产董事蒋超也因到达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朱海彬和张雪松的任职背景来看，两人均为中粮地产的“老将”，朱海彬任公司副总时间近20年，张雪松任副总也超过16年。中粮地产对此表达了惋惜之情：“朱海彬和张雪松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在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提升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运营水平、风险管控水平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和突出贡献。”这更加重了业内对两人选择离开背后是出于何原因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据蓝鲸房产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中粮地产已有8位副总及董事级别的高管先后离职。而上述人士的离职时间大都集中于“中粮地产重组大悦城地产”关键节点。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3月30日，中粮地产公布与大悦城地产的重组预案，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明毅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大悦城地产91.34亿股普通股股份，占大悦城地产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64.18%，交易预估价约为147.56亿元;2018年12月14日证监会审批通过该重组方案，两家上市公司重组工作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3月1日，中粮地产发布公告称，拟更名为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成为中粮集团旗下唯一的地产平台。
“重组本身会涉及业务调整，部分业务压缩或重新规划引起部分岗位调整。”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蓝鲸房产表示，作为典型的央企，中粮地产往往有很强的“体制性”，而这两年民营企业给予的薪酬和发展机会较多，这样自然会使得部分高管选择离职。
此外，在这轮高管人事的变动中，金科股份之于中粮地产，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蓝鲸房产不完全统计，2019年以来，金科股份共有4名高管进行职务调整，除蒋兴灿因到退休年龄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之外，其他均因公司工作安排作出调整。如周达辞任金科股份职工代表董事，留任重庆（楼盘）公司总经理;刘忠海辞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任职金科股份监事候选人;蒋思海也在这波调整中辞去总裁职务。金科表示，鉴于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日常经营管理事务持续增多，蒋思海为了更集中精力履行董事长职责，推动公司战略目标落地，申请辞去总裁职务。
“在金科此轮人事调整中，变动的都是公司的老人，表面看起来属于公司发展壮大中的正常的工作安排、调任以及新老更替，但显然也有金科实际控制人巩固公司控制权的迹象。”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理事长柏文喜对蓝鲸房产表示。
此外，还有业内人士对蓝鲸房产透露说，金科高管人员的变动一方面和业绩有关，另一方面，或是为应对其和融创股权之争的防范动作。
回顾金科与融创的这场股权之争，最早在2015年，据坊间流传，最初是金科掌门人黄红云主动联系融创董事会主席孙宏斌，欲“出让”金科股权，但自2016年开始，二者频繁在二级市场展开“交手”，直到2018年10月25日，融创以9938股股权数、0.0002%占股比例赶超黄红云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金科第一大股东。三天后，10月28日，黄红云与女儿黄斯诗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黄红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金科股份上升至16.0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约29.99%，成功反超。
如今，这场股权大战仍在发酵。2019年2月25日，金科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审议聘任徐国富为董事会秘书，而融创派驻的董事张强投出了弃权票。此前的2月1日，在金科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融创的董事对八项议案中的七项持不同意态度，包括取消部分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并新增担保额度，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关联人向公司购买房产，以及聘任喻林强为总裁等。
严跃进指出，金科此次高管人员变动多为公司工作安排调整，说明金科意识到了股权结构松散的风险。企业在某些岗位执行效率低下，或者有新的管理层介入的情况下，都会出现类似调整。
业绩、融资高压之下，房企高管主动离职占比达64%
在2018年房地产行业政策高压之下，房企经历了史上最严“寒冬”，为应对市场变化，企业势必要在内部架构下足功夫，优化发展结构。过去一年来，包括绿地控股、旭辉集团、华夏幸福、泰禾集团等多家房企频频被曝出高层人事动荡的消息。彼时，有业内人士表示，多数房企高层人事变动背后，均显现出其对业绩和融资的迫切需求。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向蓝鲸房产分析表示，2019年以来，房地产行业高管离职现象的确有明显增多，从2018年房企高管离职的两个因素：业绩压力、资金压力来看，2019年的情况也不外乎以上两点。
纵观房企高管离职原因，蓝鲸房产统计数据发现，有64%高管离职显示为个人原因，因工作变动离职的人数占比为24%，因到达退休年龄离开的高管比例为12%。
张波进一步指出，2018年千亿房企的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2019年市场难言乐观，在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强以及楼市更加理性的大环境下，房企业绩提升压力明显增大，如果企业高管对公司确定的目标难以认同，往往就成为其离职的“引火索”。
例如协信地产联席总裁张泽林的离职，或许正是因为难以承受巨大的业绩压力。3月4日，有媒体报道，张泽林已正式向协信地产递交辞职报告。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张泽林于2017年由龙湖集团转身加入协信地产。然而，自2015年重庆出身的协信地产将总部搬至上海（楼盘）之后，其便显现出转型迹象。近两年来，协信地产开始加速多元化业务布局，陆续涉足农业、不良资产、特色小镇、产业园区、长租公寓等领域。但张泽林作为多年专注于传统住宅业务的地产老兵，或难以适应这一运营模式的转变，在未确定新去向之前仍选择主动离开。
在2018年年初，协信地产以2017年完成258亿元销售业绩的前提下，将2018年的年度销售目标定为600亿元，并希望能于2020年晋升为千亿房企。但在2018年严峻的市场环境下，协信地产2018年全年销售额为272.5亿元。
张泽林曾坦言，去地产化对财务的影响非常大，更是付出了规模发展速度不快的代价。这似乎意在指出，协信地产多元化布局对企业增速形成了一定影响。
相较于张泽林的郁郁不得志，融信中国副总裁林峻岭的离开显得颇为佛系。在2019年的第一天，融信中国晋升为千亿房企的第一年，林峻岭以一条微信朋友圈画上了自己与融信中国相伴15年的句号。
回顾这15年时间，融信中国这家闽系房企从区域型房企走向全国化发展。在2014年1月起出任融信中国华东区域公司总经理后，林峻岭坐镇的华东区域，便成为融信中国走出福州（楼盘）、战略转型的首个新据点。2013年，融信中国在上海连拿7宗地块;2016年1月融信中国赴香港上市，同年8月，融信中国豪掷百亿轰出静安地王，创当年每平米14.3万最贵单价地王纪录。在2016年和2017年，融信斥资超4000亿在招拍挂市场攻城略地。同时，基于在上海和杭州（楼盘）的土地市场上疯狂扫货进行战略布局，到2018年，以杭州为代表的市场，为融信实现千亿贡献了大量销售额。
不得不说，在融信中国冲刺千亿房企的道路上，林峻岭是功臣，也是苦臣。他的离开，究竟是功成身退还是另有苦衷?融信中国相关人士对蓝鲸房产表示，林峻岭的离职原因和此前融信中国执行总裁吴剑相同，都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陪伴家人，这从其离职至今并未入职任何一家公司，也未选择创业就可以看出。该人士指出，其实早在2018年年初，林峻岭就已经不负责核心业务了。
2018年年初，融信中国对林峻岭的管辖范围做了调整，从分管上海为中心的大区总裁调任分管资产管理中心。而林峻岭原本负责的华东区域，也被中海系出身的李宏耕接棒。2018年11月16日晚间，融信中国发布公告表示，林峻岭因内部工作调整，辞任公司执行董事一职，但将继续担任融信中国副总裁。2个月后，林峻岭还是选择离开了。
对于林峻岭的离职是否和公司调整有关，上述人士表示，每个公司对于高管层的调整是根据公司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定的，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需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是很正常的。在问及假如今后融信中国有需求，林峻岭是否会回归时，该人士认为可能不会。
作为房企发展的先锋战士，职业经理人往往是最先感受到企业变化的一个群体，因此，高管离职背后，往往也能折射出房企主动或被动的调整状态。随着2019年以来出现的这一波高管“离职潮”，多个企业的“新谋略”和冲突性问题一一浮现。而随着行业集中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调控政策持续加持，房企高管离职的故事或将持续上演，蓝鲸房产也将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