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早的健身连锁品牌——浩沙健身闭店潮正在全国多地上演。
近日，人民网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5号楼的浩沙健身阳光店，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健身中心的玻璃大门上的一纸通告显示：“店内暂时停电，无法正常营业，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浩沙健身阳光店已停业数日。（人民网记者 毕磊摄）
从玻璃大门往里望去，店内已是一片狼藉，纸张、饮料瓶等垃圾散落各地。随后，记者探访得知，附近门店都在正常营业，并未出现停电现象，还有店员告诉记者：“浩沙健身店内的健身器材早被拉走了。”
一位住在附近小区的张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关店之初就有很多人过来寻问相关情况，但都没有结果，很多消费者投诉无门。对此，业内专家建议，当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先与经营企业进行交涉。如交涉无效或无法交涉，可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应；也可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请求支持；还可以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浩沙健身集体“蒸发” 董事长、总裁均被列入失信名单
与浩沙健身阳光店直接关店情况不同的是，其他大部分店面都进行了更名或者转让，这不仅给老会员的健身带来困扰，还使得浩沙健身的前员工工资拖欠长达半年之久，至今无法解决。
记者在位于崇文门新世界二期地下一层的浩沙健身馆看到，该店面已更名为韦德健身，负责接待的店员曾是浩沙的老员工，现已入职到韦德健身。据该店员反馈，韦德虽已帮助老员工补偿了部分工资，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员工工资未被结清，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
该店员还介绍，从今年4月份开始，浩沙员工还被公司强迫从工资中扣除金额入股，名义上可以成为店面的股东，却未签署任何书面合同。“起初还有一些分红，后续公司便彻底倒闭，使得很多员工吃了哑巴亏。”该店员无奈的表示，截至目前，员工维权未有明显进展。
浩沙部分员工组建微信群进行沟通交流。（人民网 许维娜摄）
记者随后又以老会员的身份来到了浩沙健身惠东店，但该店面已经更名为迈高健身。该店客户经理蒋某告诉记者，现在有专人在负责浩沙遗留下来的老会员，但需要花费1095元再购买一个升级包 ，才可以继续健身。
该客户经理随手拿出了一个登记表，让记者登记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电话等。记者表示并不想继续交费，询问是否还有其他处理方案后，蒋某又拿出一张电子通知单并再三叮嘱：“现在另一个店也可以升级，要便宜一些，但只开放100个名额，错过就没有了。”
最新消息显示，浩沙健身位于北京的45家店面均已闭店或转让，浩沙健身的官网也已无法打开。早在今年5月，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公布了19名失信被执行人，其中浩沙健身的两大股东——浩沙国际董事长施洪流、泉州浩沙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施鸿雁二人赫然在列，涉案标的金额超过12亿元。
公开资料还显示，施洪流、施鸿雁二人为亲兄弟，施洪流为浩沙品牌创办人，港股上市公司浩沙国际（02200。HK）的董事长及执行董事，施鸿雁任浩沙国际副董事长、行政总裁与执行董事。值得一提的是，去年6月29日，浩沙国际出现断崖式跳水，不到半小时之内，股价从2.10港元暴跌86.19%至0.29港元，随后被沽空机构做空，并持续停牌至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浩沙健身的闭店一方面是由于母公司浩沙集团在资本市场运作失败所导致；另一方面则是传统健身俱乐部重现金流模式带来的经营压力。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1月开始，浩沙健身在南京、成都、天津、北京等地的多家门店先后传出关闭消息，这也引发了公众对预付消费模式的质疑。
“专款他用”暗藏资金链断裂风险
实际上，预付消费模式是可以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便利和实惠，例如：预付卡可以免去现金付款，还能享受更低的折扣、会员价、私人定制等更多商家提供的服务。而对经营者来说亦有益处，经营者可以通过预付费在短期内获取更多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弥补其融资成本高、资金不足等困难。
然而，预付消费模式的风险也不容小觑。记者查阅资料显示，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往年公布的《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里，预付费式消费都会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众多投诉案例显示，不少商家夸大或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预付卡。在办卡过程中，商家不提供书面合同，只是“发卡”，导致很多“霸王”条款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例如，“过有效期，概不退款”、“遗失不补”等。如果遇到个别的经营者卷款出逃，或者由于经营不善停业关店、门店易主的情况，就会对消费者产生更大的影响。
“预付费式消费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预付费的款项并没有用于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经营之中，而是专款他用。”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举例讲到，比如有的经营者会将预付款项投入到回报高但风险也非常大的项目中，这就给其资金链的断裂埋下了隐患。
预付费“专款他用”的现象并不少见。对此，相关业内相关人士指出，为了保证预付费用的资金安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入第三方的资金监管体系，已成为消除预付消费模式弊端的重要途径和当务之急。
预付消费亟待立法加强监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预付卡消费投诉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如洗车、健身、餐饮、美容美发、教育培训等。那么，这些预付卡该如何监管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问题，首要在于立法完善。要制定预付式消费专门法律，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做法，强化准入限制、书面合同、资金存管、履约担保、费用退还、信息披露、冷静期、退市要求、法律责任等规定，特别是要引入信用惩戒措施，强化追责到人，使失信人寸步难行，以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当下，我们应该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未雨绸缪。”对此，邱宝昌也给出了四点具体建议：首先，应明确具备哪些资质才可以从事预付消费，比如要求从事这一行业需达到一定年限，在经营时间内没有重大的违规违法投诉，才能办理预付费消费服务；
第二，对于预付费的资金应该有资金监管，一旦被挪用，消费者可能会血本无归，所以要建立共管账号；
第三，从事预付费消费的企业对预付费要有一定的保证金，比如预付费金额的20%作为保证金，不能由经营者支配，限制经营者的使用，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有效保护；
第四，预付费消费的消费者应对预付费的使用情况知情，要通过建规立制让经营者定期向所有缴纳预付费的消费者通报资金使用情况，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实际上，面对预付款领域纠纷多发的消费乱象，有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在逐步尝试推进对预付款行为的源头治理。例如，2018年，上海就出台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要求经营者因停业、歇业或者经营场所迁移等原因影响单用途卡兑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发布告示，并以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记名卡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