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初，疫情尚未席卷而来时，就有相关知情人士透露，新加坡国企淡马锡和私募股权公司挚信资本希望购买更多股份，使其成为WeWork中国的主要股东。
彼时，WeWork拥有WeWork中国59%的股份，其他投资者包括软银、弘毅投资和挚信资本。
在发酵了半年后，WeWork出让中国业务股权的传闻终于落地。
9月24日，WeWork宣布，WeWork中国获挚信资本2亿美元追加投资，挚信资本（Trustbridge Partners）现在对WeWork中国的持股比例超过一半。
从WeWork撰文的角度来看，仍未放弃对于WeWork中国的发展计划，WeWork全球首席执行官桑迪普·马特拉尼（Sandeep Mathrani）表示：“新一轮的投资预示公司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找到了挚信资本作为WeWork中国开创下一新篇章的最佳合作伙伴。”
挚信资本救场
WeWork把挚信资本称为“合作伙伴”，但当挚信资本完成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后，WeWork已不再享有对中国区业务的绝对话语权。
更为重要的是，WeWork失去了中国区业务运营控制权。
不过，缺钱的WeWork最起码把这个运营权也卖出了一个价格，WeWork宣称，将继续在品牌和服务上获取年度服务费。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WeWork陷入了财务困境，但过去塑造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在行业内仍然处于领导地位。”
WeWork在烧了以软银为首的投资人超过百亿美元后，在圈地和品牌上成为了业内第一，虽然品牌输出这点收入相比起当初投资的百亿美元来说，聊胜于无。
在2018年WeWork中国的B轮融资中，挚信资本参与领投了5亿美元，这是挚信资本第一次出现在WeWork的投资人名单中。相比起软银、淡马锡这样如雷贯耳的投资人，挚信资本的名声显然没那么显赫。
挚信资本是专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境外投资基金管理平台，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成长期和扩张期企业，过去的投资业绩包括参与13年蘑菇街B轮融资、15年嘀嗒出行C轮、美团点评E轮等等。
从WeWork IPO的状况来看，极少投资人会为其高估值埋单，利用股权向新股东融资已经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这种情况更是引来了市场对联合办公行业的质疑，之后的优客工场等企业IPO也是极为不顺，那么利用现有股东进行融资便成了一个选择。
WeWork由大股东软银接盘创始人股权介入具体运营作为结束，WeWork中国也走上了这条类似的道路，为什么是挚信资本入场也有迹可循。
WeWork中国过去的融资方包括弘毅投资、Temasek淡马锡、软银中国资本、挚信资本、软银集团等。
其中，弘毅投资是联想控股旗下的专业投资基金，介入运营并不现实；软银集团自顾不暇，自身陷入了不小的财务困境。而且，去除忙于拯救WeWork大集团的软银，那么可选的便只剩下淡马锡和挚信资本。
从挚信资本的投资人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大学基金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及部分私人投资者。
挚信资本也代表了淡马锡的利益，所以由挚信资本出面显得在情理之中，而且为了拯救之前的投资，挚信资本选择亲自下场。
WeWork中国还宣布，挚信资本运营合伙人姜跃平出任公司代理CEO，其曾经为美团点评高级副总裁，直接空降了一位领导者，这显然是投资人对于现有公司运营状况的极度不满，而曾经的WeWork大中华区总经理艾铁成何去何从，公司并没有给出解释。
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去WeWork中国的战略扩张仅仅是空中楼阁？存在于纸面上的盈利计划，并不是投资方所希望看到的。
WeWork表示，在继续削减开支的背景下，WeWork将出售其在中国业务的多数股权。
由此来看，WeWork出售中国区股权的原因，仍然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在持续亏损。在WeWork强调现金流回正和盈利的情况下，有一位投资人愿意下场运营还能收取品牌收入，显然是不错的买卖。
虽然股权对价可能价格较低，但对于现在的WeWork中国来说，2亿美元极有可能是救命钱。选择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更何况他们还保留了部分股权。
从WeWork中国的现状也能折射出WeWork集团的艰难，尤其是疫情期间对这类短租共享办公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
WeWork已经来不及做镜花梦，强烈的现实让他们只能断臂求生。
WeWork的镜花梦
今年7月份，WeWork执行董事长Marcelo Claure表示，公司有望实现到明年年底运营盈利的目标，明年还有可能实现正现金流，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时间。
对于一家在过去一年经历了现金流危机、创始人离场、IPO失败、董事会起诉的公司来说，要在明年年底实现盈利显然无比困难。
WeWork采取的办法与当初扩张时“买买买”的战略相似，尽可能弥补犯下的错误；只不过是另一种极端，“卖卖卖”的策略便是尽量将一切没必要或是亏钱的业务都退出，留下核心业务，先保证生存。
最开始是裁员，这项工作从去年IPO遇阻开始便被WeWork提上了日程。Marcelo Claure透露，自去年10月撤回IPO申请后，公司已经裁员逾8000人，员工人数自1.4万的高位降至5600人左右。
其中，WeWork裁掉的最大牌是公司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亚当·诺伊曼，这也是不少人认为是造成WeWork现状的主要责任人，其离开时软银支付给诺伊曼约17亿美元遣散费，虽然软银后续撕毁了协议，但诺伊曼仍然套现超过10亿美金。
相对于股权在手的高管，那些WeWork扩张时被理想和愿景打动而加入公司的员工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据外媒报道，许多员工都被WeWork转移到了外包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拒绝支付遣散费。
在砍掉了日常人员开支这一大块后，WeWork转头看向了那些初生尚不具有盈利能力的公司，并期望减少支出的同时，获得部分现金回流。
WeWork只是The We Company（母公司）其中一项业务，另外两架马车包括WeLive（长租公寓）、WeGrow（教育），这也是当初诺伊曼在为WeWork造梦时，创造的又一个“梦想”。
如今看来，似乎这些都已走向了破灭。
去年10月份，WeWork宣布将在学年结束时关闭其在纽约曼哈顿的私立学校；今年6月份，据彭博社报道，WeWork正与一名顾问合作，商讨移交其位于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两处WeLive长租公寓的运营权。
还有那些在传闻中出售尚未被证实的业务，办公管理平台 Managed by Q，社交平台Meetup，联合办公TheWing、创业公司SpaceIQ等非核心业务。
然而，在核心业务的扩张上，WeWork也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模式，在去年11月份表示，公司正在重新审视其位于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扩张计划。
在今年5月份，WeWork就连续缩减香港业务规模，租用中环商厦H Code多层楼面不足一年迁出，而且这已经是WeWork今年以来在香港弃租的第三个据点，此前包括尖沙咀、观塘等，合计楼面涉及约30万平方呎。
Marcelo Claure谈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爆发后，集团的办公地点需求殷切。然而，据相关国外媒体报道，却呈现了另一种情况。
据知情人士透露，疫情对办公业务需求造成冲击，WeWork最近向美国的部分企业租户提供了租金打五折的优惠，以吸引他们签订长期租约，并尽量减少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租赁合同取消。
为此，观点地产新媒体尝试致电WeWork询问广州部分门店具体打折情况时，对方表示：“如果直接签下一年的租约，大概可以有7折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