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450)this.width=450> 去年9月，“三联风波”以总经理汪季贤免职，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张伟民主持工作告一段落。大半年过去了，三联书店近况如何？带着疑问，记者专访了张伟民。 如何善后？ 《出版人》：2004年9月，三联书店调整领导班子，您主持工作。如今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很多读者都想知道，三联目前的情况如何？ 张伟民： 我们针对去年的特殊情况，确定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保持稳定，抓好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的基调，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这一段工作，职工思想很快趋于稳定，生产秩序和各项工作恢复了常态，全店出现了团结、稳定、和谐的局面。当然，还存在个别不稳定因素，但对大局没有大的影响。 以图书出版为例，去年9月以后，三联书店图书生产的节奏大大加快，到今年1月，出版69种新书（不包括重印书），这样的速度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今年前4个月虽然有春节等因素的影响，但仍出版新书44种，重印书74种，出书节奏基本正常，新书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加。 《出版人》：您能否介绍一下新领导班子的情况？ 张伟民： 三联的经验表明，领导班子团结，是三联的大幸，不团结是大不幸。去年9月以来，中国出版集团对三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现在班子共有五人，除我以外，还有三位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和一位社委会成员、总经理助理，力量比较强。 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汪家明，分管新成立的综合编辑室以及美编室、总编室和出版部，负责调控生产流程。他是一位资深出版人，业内声誉很好，策划、编辑出版过许多有影响的书，如《老照片》等；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是学养深厚的资深编辑，长期在人民出版社工作，90年代初到三联工作，现分管《读书》杂志编辑部的图书编辑业务和三联的四种期刊；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李昕最近刚刚调任我店，分管生活、读书、新知三个编辑室。他曾在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既有三联的渊源关系，又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图书出版的丰富经验，这样的经验有助于提升三联图书的经济效益，与班子其他成员形成互补作用；总经理助理杨进1986年即由人民出版社来三联工作，对三联各方面情况十分熟悉，是资深的营销经理人员，分管市场策划部、发行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等业务；我个人曾经长期在黑龙江省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做过党委副书记，还在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任副局长八年，1998年到三联工作，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管过编辑、销售、生产等方面的工作。 目前的班子成员对三联的历史传统、人文精神有广泛共识，成员之间互相尊重，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凝聚力强。 《出版人》：我们在三联采访，听到不少反映，说现在三联在管理方面非常强调民主？ 张伟民： 这是因为三联历史上富有民主精神和民主管理传统。 我们的先辈邹韬奋先生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详细地论述过生活书店的民主管理方式，他认为，“运用民主集中的原则于事业的管理，那末全体同事都是管理者，同时全体同事都是被管理者”。三联的这一优良传统理应发扬光大。 现在，三联坚持、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保障和落实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组织动员职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办好三联书店的必由之路。 如何调整？ 《出版人》：班子问题可以说是前一段三联的主要经验和教训。那么，这个问题解决后，三联在恢复出版生产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安排？ 张伟民： 我们确定由图书出版、期刊出版、音像电子出版和图书销售四项业务组成全店经营格局。图书出版方面，去年11月，在廊坊召开了两天半的选题工作会，明确了坚持“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三联图书定位，确定了三联图书分为五大板块：核心板块是学术与学术普及类，占30%；延伸板块是文化读物类、知识读物类和图文艺术类，各占25%、20%、15%；开发板块是新阅读类，占10%。当然，由于过去的惯性，选题结构调整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强化有重要思想文化价值的优秀学术与学术普及读物及畅销书的出版。同时，在保持品牌特色、优化结构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出书总量，扩大生产规模，争取年出版新书种类有较大幅度提高。没有足够的数量，也就没有相应的质量和效益。 《出版人》：三联为什么要进行选题结构的调整？ 张伟民： 在2002年以前，三联的图书选题大多由社里组织。后来，三联编辑业务部门由一个编辑部分拆为三个编辑室，同时改变编辑考核办法，编辑开始积极自主地策划选题。由于一度选题管理不力，结构失当，2003、2004两年，三联学术方面的选题较多，其他类选题薄弱。所以，进行选题结构的调整是必要的。 《出版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三联选题调整的方向是打破小圈子的学术化倾向，更倾向于学术普及和大众化的方向？ 张伟民： 也可以这样看。新的领导班子大半年以来，明确和统一了一些重要的原则：三联办社的宗旨，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三联出版的基本定位，是“人文精神，思想智慧”；三联图书的标准是“一流、新锐”；三联的基本任务是“思想启蒙、学术普及”。这样，我们对于选题的结构和方向就容易把握了。 今年，我们要下力气策划一批学术文化思想价值高，同时又具有较大普及面的学术普及类图书，下力气策划尽可能多的通俗化、大众化的畅销书。 《出版人》：我们注意到，前两年三联曾经出版过一些教材教辅，现任班子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 张伟民： 我们并不简单地排斥出版教材教辅，而是要考虑出什么样的教材教辅，以及怎么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立足三联实际，发挥三联的品牌优势，做核心产品的延伸性产品，而不能不加选择地乱出诸如幼儿园教材、高考冲刺之类的教材教辅图书。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新课标助学读物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目前，我们经过论证，保留了三种教材，包括广州市教研室主持编辑的“新课标”小学英语和初中英语教材，以及七城市高中选修课本。 如何发展？ 《出版人》：三联是一家有厚重传统的出版社，在读者心中也有很重的份量，这很让人羡慕，但同时，是否也会对开拓新的出版空间形成不小的压力？ 张伟民： 三联的历史传统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精神财富，它不应当成为发展和创新的羁绊。要讲两句话：既要发扬传统，又要与时俱进。不能笼统地说恢复传统，要具体分析，不能过去出什么现在就恢复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坚守三联出版理念，充分发挥三联品牌的优势，努力经营、发展好三联品牌。 在图书选题上，三联一直在努力探索、创新。1998年以来，开发了图文艺术类图书，如“乡土中国”系列等，开风气之先，影响很大。为了覆盖年轻读者群，三联大胆开发新锐、时尚文化类的选题，出版了幾米、欧阳应霁作品等“新阅读”类图书，也很受读者欢迎。 我们还在原有的三个编辑室之外，成立了一个“综合编辑室”，进行对外合作以及新品种开发。新图书产品的开发，一定要与三联的品牌特色和文化品位相一致，同时又要考虑市场因素，要争取做成功。 这个综合编辑室在进行对外合作的同时，还将以更灵活的方式，吸引一些社外出版人才，争取为我所用。 《出版人》：今年三联会推出哪些重点图书？ 张伟民： 中国出版集团对三联2005年的选题进行论证后，评价较高。参加论证的领导和专家认为，三联2005年的选题结构明晰、合理，保持了新颖、高雅、文化含量高、思想敏锐性突出等特点。 其中的拳头产品有：学术与学术普及类的西学源流丛书（年内计划出10种）、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已出4种），余英时系列（已出6种），法国思想家新论（已出5种），还有三联的标志性产品——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九辑（已出5种）；新阅读类的有欧阳应霁系列新作3种，叶怡兰系列3种；图文艺术类有《中国建筑小品十讲》、乡土瑰宝系列（新出4种）等。 《出版人》：作为一家老社，三联的弱点是什么？ 张伟民： 三联在市场推广等方面存在着软肋，这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好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学习借鉴营销推广经验，既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要掌握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既要文化，也要效益。 拿单本书的效益来说，三联的《我们仨》、《城记》、《中国建筑小品十讲》、《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等，都是近年来的好书，但除《我们仨》销了五十多万册，其他只销售了几万册。我们曾经去拜访过一些业内老同志，他们说，《三联生活周刊》发展得好，靠什么？靠市场化和专业代理。如果《我们仨》市场运作好，销量还会大。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工作。例如读者服务日活动，每月一次，做得有声有色，每次出一小册《三联书情》，免费赠与读者。“新阅读”板块推出的欧阳应霁系列图书，我们最近也尝试在五大城市进行了重点推广。 《出版人》：三联希望在中国出版业内做到什么样的地位？ 张伟民： 由于去年9月以来，我们花了较多精力在做内部的团结、稳定工作，处理一些遗留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规划，我们会尽早做这样的长远规划。当然，规划与规划的实现总会有距离，预言三联未来在业内的地位是一件危险的事。不过，我们会确定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 从前面提到的现有经营格局来看，图书出版目前有三个编辑室加综合编辑室，是重要的利润中心，我们要拓展市场，赢得读者，做大总量，提高效益；期刊出版目前有《读书》、《三联生活周刊》、《爱乐》、《竞争力》四种杂志，去年年底成立了期刊出版中心，由潘振平副总主管，把四刊当作一个板块来经营管理，发展势头良好；三联还有音像电子出版社，以前对此项业务不够重视，现在组建了音像电子出版中心，从长远发展看，这一块还是有前途的；在流通领域，三联与香港三联的合作已经获得批准，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将以中外合资书店的面貌出现，争取以此为平台，把销售业务做大。另外，历史上邹韬奋先生主持的生活书店曾经在全国设有70多家分店，目前我们打算认真总结在全国办分销店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形成有力的分销网络，扩大市场份额。 （《出版人》翁昌寿）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450)this.width=450> 去年9月，“三联风波”以总经理汪季贤免职，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张伟民主持工作告一段落。大半年过去了，三联书店近况如何？带着疑问，记者专访了张伟民。 如何善后？ 《出版人》：2004年9月，三联书店调整领导班子，您主持工作。如今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很多读者都想知道，三联目前的情况如何？ 张伟民： 我们针对去年的特殊情况，确定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保持稳定，抓好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的基调，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这一段工作，职工思想很快趋于稳定，生产秩序和各项工作恢复了常态，全店出现了团结、稳定、和谐的局面。当然，还存在个别不稳定因素，但对大局没有大的影响。 以图书出版为例，去年9月以后，三联书店图书生产的节奏大大加快，到今年1月，出版69种新书（不包括重印书），这样的速度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今年前4个月虽然有春节等因素的影响，但仍出版新书44种，重印书74种，出书节奏基本正常，新书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加。 《出版人》：您能否介绍一下新领导班子的情况？ 张伟民： 三联的经验表明，领导班子团结，是三联的大幸，不团结是大不幸。去年9月以来，中国出版集团对三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充实。现在班子共有五人，除我以外，还有三位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和一位社委会成员、总经理助理，力量比较强。 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汪家明，分管新成立的综合编辑室以及美编室、总编室和出版部，负责调控生产流程。他是一位资深出版人，业内声誉很好，策划、编辑出版过许多有影响的书，如《老照片》等；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是学养深厚的资深编辑，长期在人民出版社工作，90年代初到三联工作，现分管《读书》杂志编辑部的图书编辑业务和三联的四种期刊；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李昕最近刚刚调任我店，分管生活、读书、新知三个编辑室。他曾在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既有三联的渊源关系，又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图书出版的丰富经验，这样的经验有助于提升三联图书的经济效益，与班子其他成员形成互补作用；总经理助理杨进1986年即由人民出版社来三联工作，对三联各方面情况十分熟悉，是资深的营销经理人员，分管市场策划部、发行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等业务；我个人曾经长期在黑龙江省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做过党委副书记，还在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任副局长八年，1998年到三联工作，任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管过编辑、销售、生产等方面的工作。 目前的班子成员对三联的历史传统、人文精神有广泛共识，成员之间互相尊重，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凝聚力强。 《出版人》：我们在三联采访，听到不少反映，说现在三联在管理方面非常强调民主？ 张伟民： 这是因为三联历史上富有民主精神和民主管理传统。 我们的先辈邹韬奋先生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详细地论述过生活书店的民主管理方式，他认为，“运用民主集中的原则于事业的管理，那末全体同事都是管理者，同时全体同事都是被管理者”。三联的这一优良传统理应发扬光大。 现在，三联坚持、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保障和落实职工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组织动员职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办好三联书店的必由之路。 如何调整？ 《出版人》：班子问题可以说是前一段三联的主要经验和教训。那么，这个问题解决后，三联在恢复出版生产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安排？ 张伟民： 我们确定由图书出版、期刊出版、音像电子出版和图书销售四项业务组成全店经营格局。图书出版方面，去年11月，在廊坊召开了两天半的选题工作会，明确了坚持“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三联图书定位，确定了三联图书分为五大板块：核心板块是学术与学术普及类，占30%；延伸板块是文化读物类、知识读物类和图文艺术类，各占25%、20%、15%；开发板块是新阅读类，占10%。当然，由于过去的惯性，选题结构调整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强化有重要思想文化价值的优秀学术与学术普及读物及畅销书的出版。同时，在保持品牌特色、优化结构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出书总量，扩大生产规模，争取年出版新书种类有较大幅度提高。没有足够的数量，也就没有相应的质量和效益。 《出版人》：三联为什么要进行选题结构的调整？ 张伟民： 在2002年以前，三联的图书选题大多由社里组织。后来，三联编辑业务部门由一个编辑部分拆为三个编辑室，同时改变编辑考核办法，编辑开始积极自主地策划选题。由于一度选题管理不力，结构失当，2003、2004两年，三联学术方面的选题较多，其他类选题薄弱。所以，进行选题结构的调整是必要的。 《出版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三联选题调整的方向是打破小圈子的学术化倾向，更倾向于学术普及和大众化的方向？ 张伟民： 也可以这样看。新的领导班子大半年以来，明确和统一了一些重要的原则：三联办社的宗旨，是“竭诚为读者服务”；三联出版的基本定位，是“人文精神，思想智慧”；三联图书的标准是“一流、新锐”；三联的基本任务是“思想启蒙、学术普及”。这样，我们对于选题的结构和方向就容易把握了。 今年，我们要下力气策划一批学术文化思想价值高，同时又具有较大普及面的学术普及类图书，下力气策划尽可能多的通俗化、大众化的畅销书。 《出版人》：我们注意到，前两年三联曾经出版过一些教材教辅，现任班子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 张伟民： 我们并不简单地排斥出版教材教辅，而是要考虑出什么样的教材教辅，以及怎么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立足三联实际，发挥三联的品牌优势，做核心产品的延伸性产品，而不能不加选择地乱出诸如幼儿园教材、高考冲刺之类的教材教辅图书。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新课标助学读物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目前，我们经过论证，保留了三种教材，包括广州市教研室主持编辑的“新课标”小学英语和初中英语教材，以及七城市高中选修课本。 如何发展？ 《出版人》：三联是一家有厚重传统的出版社，在读者心中也有很重的份量，这很让人羡慕，但同时，是否也会对开拓新的出版空间形成不小的压力？ 张伟民： 三联的历史传统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精神财富，它不应当成为发展和创新的羁绊。要讲两句话：既要发扬传统，又要与时俱进。不能笼统地说恢复传统，要具体分析，不能过去出什么现在就恢复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坚守三联出版理念，充分发挥三联品牌的优势，努力经营、发展好三联品牌。 在图书选题上，三联一直在努力探索、创新。1998年以来，开发了图文艺术类图书，如“乡土中国”系列等，开风气之先，影响很大。为了覆盖年轻读者群，三联大胆开发新锐、时尚文化类的选题，出版了幾米、欧阳应霁作品等“新阅读”类图书，也很受读者欢迎。 我们还在原有的三个编辑室之外，成立了一个“综合编辑室”，进行对外合作以及新品种开发。新图书产品的开发，一定要与三联的品牌特色和文化品位相一致，同时又要考虑市场因素，要争取做成功。 这个综合编辑室在进行对外合作的同时，还将以更灵活的方式，吸引一些社外出版人才，争取为我所用。 《出版人》：今年三联会推出哪些重点图书？ 张伟民： 中国出版集团对三联2005年的选题进行论证后，评价较高。参加论证的领导和专家认为，三联2005年的选题结构明晰、合理，保持了新颖、高雅、文化含量高、思想敏锐性突出等特点。 其中的拳头产品有：学术与学术普及类的西学源流丛书（年内计划出10种）、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已出4种），余英时系列（已出6种），法国思想家新论（已出5种），还有三联的标志性产品——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九辑（已出5种）；新阅读类的有欧阳应霁系列新作3种，叶怡兰系列3种；图文艺术类有《中国建筑小品十讲》、乡土瑰宝系列（新出4种）等。 《出版人》：作为一家老社，三联的弱点是什么？ 张伟民： 三联在市场推广等方面存在着软肋，这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好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学习借鉴营销推广经验，既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要掌握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既要文化，也要效益。 拿单本书的效益来说，三联的《我们仨》、《城记》、《中国建筑小品十讲》、《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等，都是近年来的好书，但除《我们仨》销了五十多万册，其他只销售了几万册。我们曾经去拜访过一些业内老同志，他们说，《三联生活周刊》发展得好，靠什么？靠市场化和专业代理。如果《我们仨》市场运作好，销量还会大。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工作。例如读者服务日活动，每月一次，做得有声有色，每次出一小册《三联书情》，免费赠与读者。“新阅读”板块推出的欧阳应霁系列图书，我们最近也尝试在五大城市进行了重点推广。 《出版人》：三联希望在中国出版业内做到什么样的地位？ 张伟民： 由于去年9月以来，我们花了较多精力在做内部的团结、稳定工作，处理一些遗留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规划，我们会尽早做这样的长远规划。当然，规划与规划的实现总会有距离，预言三联未来在业内的地位是一件危险的事。不过，我们会确定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 从前面提到的现有经营格局来看，图书出版目前有三个编辑室加综合编辑室，是重要的利润中心，我们要拓展市场，赢得读者，做大总量，提高效益；期刊出版目前有《读书》、《三联生活周刊》、《爱乐》、《竞争力》四种杂志，去年年底成立了期刊出版中心，由潘振平副总主管，把四刊当作一个板块来经营管理，发展势头良好；三联还有音像电子出版社，以前对此项业务不够重视，现在组建了音像电子出版中心，从长远发展看，这一块还是有前途的；在流通领域，三联与香港三联的合作已经获得批准，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将以中外合资书店的面貌出现，争取以此为平台，把销售业务做大。另外，历史上邹韬奋先生主持的生活书店曾经在全国设有70多家分店，目前我们打算认真总结在全国办分销店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形成有力的分销网络，扩大市场份额。 （《出版人》翁昌寿）
